未来中国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5年10月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白皮书。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发表的第一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本应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实际上，这个文本却是了无新意的老生常谈。《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开宗明义就确定民主的普世价值，指出“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似乎表达了追求普适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愿望。但是曲笔一转，便走了相反方向。白皮书的作者们明明知道，民主制度虽然可以具有民族特色，但是必须是在满足全民普选、宪法至上、政党竞争、分权制衡等普世民主原则的基础上才能谈论民族特色，否则，“特色”到了违反基本的民主原则的地步，就不成为其民主了；白皮书的作者们也明明知道，中国现行的专制主义党国体制，并非“中国特色”，而是从原苏联照抄在发源地早已崩溃了的政治制度。然而，他们昧着学术良知，“论证”中国必须坚持以“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等陈词滥调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他们无意争取中国政治的进步，而是继续用陈词滥调来来抵制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为一党专政的党国独裁体制辩护，既可悲、又可恨。

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和中共党内民主派/冯崇义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0月3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和中共党内民主派

悉尼科技大学　冯崇义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民族主义激情的高涨，已经使中国社会的民主主义诉求彻底边缘化，民主既不是统治精英的追求，也不是社会大众的兴趣所在。本文不以为然，因为即使在中国当局全面控制和封杀自由民主言论的特殊环境下，民主主义话语仍然借助于互联网等现代沟通手段突破重重封锁而方兴未艾；以民间维权为主要内容的自由民主运动异军突起；发表民主建设白皮书等举措也表明政府当局正式回到了政治民主化的牌局。

本文所关注的焦点，不是社会大众的民主主义诉求，也不是政府当局的民主牌，而是中共体制内部的民主主义话语。本文将视角聚焦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和中共党内民主派之间的关系，在技术层面是因为篇幅所限，在学术层面是为了验证如下几个假设：由于相同的极权主义社会结构和历史轨迹，中共经历着与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共相似的变化；中共党内民主派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特别是其领袖人物充当着自觉或不自觉的历史工具；中国民主化的思想和知识资源，在体制内外同样丰富，早就足以支撑中国向民主政治的全面转型；中共党人向自由民主主义者转化的进程仍在继续，就象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仍在继续并随时有可能实现历史性的突破(breakthrough)一样。

民主、民主化、中共民主派

为避免不必要的混乱或误会，在此先对本文的几个核心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首先，在现代世界和当代世界，只存在一种民主政治即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因而民主和自由主义民主是同义词。 谈论自由主义民主之外的“民主政治”，诸如“不自由的民主” （illiberal democracy）、“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或“新民主主义政治”，都是有意无意地混淆是非、鱼目混珠或危言耸听。现代和当代世界的民主只能是基于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民主，在价值观念上必须确立人权平等主权在民的原则，实际政治中必须满足如下两个基本要求：第一，将多党平等竞争的选举作为产生合法政府的唯一途径；第二，建立起全面保护个人自由和人权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既然自由主义民主是通过法治限定政府的权限、全面落实和保护个人权利的政治，因而也被称为宪政民主。

有了民主的确切定义，我们也就明白当代中国的“民主化”，指的是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转化为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的历史过程。起点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终端是自由主义民主。借用孙中山的语言，一党专政与宪政民主，“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不过，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是一种奇特的专制主义政权，按照现代政治学的政权类型划分，被列为极权主义政权。因为对社会实行专政的是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共产党，因而通常被称为共产主义极权统治。共产主义极权统治所推行的是党国体制，党、国不分，而且由党国全面控制和垄断全部社会资源、使个人和社会团体都虚弱地依附于党国，往往由政府全面吞噬了社会、特别是公民社会。这样的政权与社会向民主宪政的转型极为艰难，与在经济、文化和政治各方面都具有多元化因素的威权主义政权不可同日而语。很多人甚至于认为，共产主义极权统治具有不可软化的刚性，可以崩溃但不可以转化。

然而，这种近乎宿命的艰难险阻，并不能阻遏体制内外的仁人志士竭尽全力为中国的民主转型而奋斗不息。众多仁人志士知不可为而为之，便有可能改变历史的宿命，这也正是前苏联东欧各国民主转型可歌可泣的历史。由于共产主义极权统治自身的衰变和体制内外民主势力的冲击，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共产主义极权统治已经向后极权统治转化，私人空间在逐步扩大，经济和文化上的多元化已不可逆转，政治上的多元化也初见端倪。在中共体制内部推进中国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进程的人们，也就是中共民主派。

笔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指出，判别中共党内民主派的标准，至少包括如下几项。第一，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体系，尽管在学理上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认识程度可以有深浅不同。第二，反对一党专政。从民主的角度反对个人迷信、领袖独裁但并不明确反对一党专政的人，至多也只能算是半个民主派。第三，在行动上从中共内部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区别于有思想而没行动的党内潜在民主派、也区别于作为公开的反对派从事民主运动的党外民主派。这些判别标准实际上只涉及基本共识。至于与民主化进程有关的一些相对次要的问题，诸如对马列主义官方意识形态的态度、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态度、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态度、对西方民主国家的认识、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对全球化的态度，等等，很可能意见纷纭、见仁见智，甚至于难分轩桎。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和毛泽东时代的终结使中共党内民主因素死灰复燃，而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几成燎原之势，真正形成为党内民主派。具体表现为王若水、胡绩为、苏绍智、李洪林、刘宾雁、吴祖光、王若望、方厉之、许良英、陈一咨、严家其等党内知名知识分子的呐喊，千百万中共党人为自由民主而奔走呼号，甚至有胡耀帮、赵紫阳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及他们的高级幕僚朱厚泽、鲍彤和项南、任仲夷等封疆大吏所显示出来的民主倾向，蔚为大观。严格说来，中共党内民主派实际上指的两部分人，即极少数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派和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自由主义民主倾向但未必完全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半民主派”。

当时这些中共民主派所达到的思想高度，还难以形成定论。客观方面的原因是，根本不存在让他们畅所欲言的语境，他们对民主政治的发言往往只能欲说还休、语焉不祥，更谈不上像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同仁那样系统地阐述他们的民主思想。从主观方面说，他们的信仰结构和知识结构都很复杂，尽管向往自由民主，却又对马列主义及党国社会主义存有幻想；既在积极转换思想、学习新观念和新词汇，却又无法完全摆脱马列主义话语几思维习惯。从整体上说，中共党内民主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没有摆脱马列主义的思想框架和思想包袱。胡耀帮的“民主作风”和宽容异端的风范有口皆碑，但他对党国社会主义制度还一往情深，只能算是“旧制度中的新人物”。赵紫阳更加向往并致力于建设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制度，但他只是在天安门事件的风口浪尖才偶尔透露认同多党竞选的心声，而且在行动上依旧与党国体制情缘未了。 可以说，八十年代中共党内民主派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充当“不自觉的历史工具”。

中共民主派的历史功勋

中共党内民主派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历史贡献，就其荦荦大端，可以归结为两个互相连结的层面：首先是推动中国实现了从极权主义社会到后极权主义社会的转变，其次是为中国从后极权主义社会向民主社会的的转型奠定了基础。从极权主义社会到后极权主义社会的转变，具有历史自然演化的特征，也就是极权主义统治自身发生衰变而部分地丧失其威力、特别是原教旨主义信仰的威力，从而自然地松动对社会的控制或在某些方面软化控制的手段和方法。但是，从极权统治内部产生自由民主的异端力量，从内部推动政权的转型，对极权主义社会向后极权主义社会、并继而向民主社会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共党内民主派在这种历史进程中的具体重大举措，至少有如下几项可圈可点。诸如平反冤假错案、促进政治和解、打开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大门；开展“思想解放” 运动，促进自由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推动中国的经济制度从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初步建立起相应于市场经济的政治法律框架；锐意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取得政治民主制度建设的初步成效。

这里要特别强调打破神话的“思想解放”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重大意义，因为正是马列主义神话和有关中共种种“丰功伟绩” 的神话支撑着中国共产主义极权统治。政治上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开端，这绝非偶然。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因为全面参与该国改革的曲折过程而知之甚深，对党国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轨迹的把握也相当准确。共产主义党国的政治决定它的经济，而不是相反。科尔奈抛弃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条，正确地将神圣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至高无上的权力视为共产主义极权体制的内核、将国有制经济和经济调控机制视为附属性的外围，如下图所示。

正因为党国权力结构和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共产党国家的任何实质性变革只能从权力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 “政治改革”就不可能有“经济改革”。由是观之，在“拨乱反正”的年代，中共党内民主派推动“思想解放”、修正和淡化马列主义的举措，牵一发而动全身，非同小可。这个时期，在批判“封建主义”的旗帜下对马列主义的专制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和初步的颠覆，成功地把毛泽东、斯大林等独裁者拉下了神坛。当“领袖崇拜”、 “党中央崇拜”以及“马列主义崇拜”的光环剥落之后，共产极权主义统治就算是“丧魂落魄”了。这种统治的天然合法性因此消失、而只能越来越依赖赤裸裸的暴力，也从内部不断产生突破这种统治的变革力量，其逻辑结果是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终将以宪政民主来取代丧失了合法性的“党主”。

当然，颠覆马列主义神话及共产党专制统治神话的事业还只是刚刚开头，任务还极端艰巨。专制统治者及其辩护士们具有极为高超的说谎本领，这主要还不是表现为无中生有，而是表现为十分机巧地说出精心挑选过的事实，遮蔽对他们不利的任何事实，并进而依据这些经过偏见过滤过的“事实”来编造一套又一套为专制统治服务的神话。例如，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战果极小、只是在“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等战斗中消灭几千日军，却编造出中共领导的游击队“打败”了日本侵略军的神话，而遮蔽了国民党军队和其他抗日力量消灭几百万侵华日军的事实；中共的“土改”只是一度使部分贫雇农受惠，却编造出通过“土改”而“解放”中国全体农民的神话，而遮蔽了通过公社化、户口制度、统购统销等制度和政策，比历代统治者都更残酷地剥夺和奴役农民的事实。

西方世界的专制主义辩护士制造专制统治神话的本领也身手非凡，而且对专制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自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的一些学者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制造“威权主义优越性”(authoritarian advantage)的神话，不顾绝大多数专制统治国家经济衰败动荡不安的基本事实，选择日本、台湾、南韩等几个在威权主义政权统治下由冷战的特殊因素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特例，来“证明”在不发达国家实行专制统治比实行民主政治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神话。这种神话的威力是如此之大，使支持不发达国家专制政府的“现实主义”政策在很长时间里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基本国策。中国在近些年来高速经济发展，本来只是全球化的特殊产物，中国凭借价廉物美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和政治高压下形成的有利投资环境而成为国际资本转移制造业创造超额利润的天堂。但中国这一特例在中国和西方都不断地被当做“威权主义优越性”的证明。

总而言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共党内民主派从体制内部对正统马列主义信仰及专制主义政治的攻击，以及他们对建设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所作的努力，加速了中国极权主义政权向后极权主义政权的转变，也为中国的民主宪政转型积累了思想和组织资源，浸透了专制主义毒汁的思想和体制开始朝健康的方向发展。遗憾的是，多灾多难的中国在朝着正确方向刚刚起步的时候又遭逢劫难。

“六四”以来的中共民主派

众所周知，1989年6月的“天安门风波”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大挫折，类似1898年“戊戌政变”对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事业的重创。中共党内的专制保守势力成功地镇压了中国民众和平争取自由民主权利的“北京之春” 、打断了中国政治民主的进程并使中国走上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以“六四”为起点的持续镇压与清洗几乎使中共党内民主派“全军覆没”，七十年代末开启的民主化改革事业遭逢灭顶之灾。由于改革派中坚人物邓小平倒向保守派阵营并领导对中共民主派的镇压与清洗，赵紫阳被迫辞职并遭软禁，其他站到前台指导历史潮流的民主派领袖们或是被逮捕、或是被迫逃亡，最幸运的部分也难逃被撤职查办或边缘化的命运。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朝气蓬勃的“胡赵新政”相比，“六四”以来中国政治的倒退实在令人寒心。连身居高位的任仲夷在2004年也发出这样的悲叹：“八十年代，报纸传媒还是活跃开放的，政治改革不像今天这样敏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经常能看到和听到不同的声音。而现在，只要有一点出格的言论，就禁书、封报、拦网”。整个士林风气也发生大逆转，锐意进取、人心向上为谨小慎微、蝇营狗苟所取代，连学生们的主导思想也从急公好义追求自由民主和转变为自私自利并狂饮民族主义的鸠毒。“上有申韩、下有黄老”，神州大地又回复到专制主义和犬儒主义交相为患之旧观。

但是，中共党内民主力量并没有被完全摧毁。“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一势力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终于又从新积聚，谱写历史的新篇章。中国仍然是典型的人治社会，在心狠手辣的政治强人邓小平仍在人世的时候，中共党内民主人士既看不到启动政治民主化改革的任何希望，也不愿拿鸡蛋去碰石头，明智地行韬光养晦之计而等待时机。邓小平1997年2月19日离开人世，部分民主人士认为又有机会一展拳脚，因而便重新活跃起来。其嘉言懿范，可资论略的有如下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公开皈依自由主义并形成自由主义阵营。中共党内民主派重新活跃的序幕是被软禁的总书记赵紫阳于1997年9月12日上书中共十五大主席团及全体代表，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并以此为契机从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他严正地指出，以武力镇压学潮的“六四事件”，使人民、军队、党和国家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消极影响直到今天还依然在党群关系、台海两岸关系、以至我国的对外关系中继续存在。由于这一事件的影响，还使十三大开始的政治改革中途夭折，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以至造成在我国经济上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种种社会弊端迅速滋生蔓延，社会矛盾加剧，党内外腐败惩而不止、愈演愈烈的严重局面”。赵氏此举乃无奈之一搏。他在“天安门事件”的关键时刻产生思想飞跃，转变为一位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不顾邓小平的压制和官场的凶险，坚决主张由社会各界协商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危机。他1989年5月16日与戈尔巴乔夫交换看法时甚至表示，如果一党制难以有效控制党政部门的贪污腐化等消极现象、难以保证民主政治的发展，多党制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可惜，国人势利、不愿与失势人士风雨同舟、力挽狂澜。一旦时运不济，“英雄造时势”便至为艰难。赵紫阳的政改呼吁，在中共最高决策层没有丝毫积极回应，就象一声雁鸣消失于大漠之中。掌握实权的党中同僚，都忙于利用现有制度为自己或家庭追求安逸或荣华富贵，甚至一些见解相近私交甚笃的同仁故旧也因种种考虑而没有对失势了的赵紫阳施以援手。

但是，赵紫阳在离休干部和知识界党员中有众多的知音。最引人瞩目的是曾任社科院副院长的副部级离休干部李慎之，公开宣布告别马克思主义而皈依自由主义。他利用其特殊地位在国内媒体上公开倡导自由主义并明白无误地提出要以自由主义思想体系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他在1998用宣言般的口气写道：“世界经过工业化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善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 。

李慎之从马克思主义者向自由主义者的转变，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非同小可。他是中共立国史上以合法形式亮出自由主义的旗帜与马克思主义及其党国体制分庭抗礼的第一人。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以其奇特的方式催生中国自由主义的细弱新芽。到八十年代这些细芽破土而出，曾经带来一阵激动。当时的一些自由主义言论，特别是胡平所发表的《论言论自由》，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勋。不过，这时人们也只是宣传自由主义的种种具体主张，而不是将自由主义作为与官方意识形态分庭抗礼的思想体系来提倡。而且，这一脉人物很快就发展为党外、甚至于流亡海外的反对派，所发言论在中国大陆被定为“敌对势力”的宣传，无法合法存在。李慎之在回顾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和知识谱系时，并没有与八十年代对接，而是郑重其事地提到他所十分敬重的顾准。顾准在七十年代初就对中国革命的局限和自由民主有那么深的认识，确实是识力过人。但是，他的思想信仰体系，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说，都停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框架之内。八十年代的王若水、苏绍智等人仍然未能突破马克思主义的窠臼。只是到了李慎之，才挣脱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框架，明白不误地揭橥自由主义并依据自由主义的知识框架来认识和分析世界，抛弃共产主义乌托邦而将自由民主作为奋斗目标。李慎之的自由思想，也许没有达到当代中国一些自由主义青年同道的思想深度，但他却是公开打出自由主义这面旗帜而应者云集的思想英雄。在共产主义中国公开、合法、全方位地实践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信条，李慎之实为前驱先路。

李慎之2003年4月22日不幸病逝，被称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悼者如潮，足见其道不孤。他在逝世前给友人的信中说，他有“三个小圈子”，年轻的五十岁上下、年长的八十岁以上、还有夹在中间的六七十岁。五十岁上下的党内同道有秦晖等人，六十岁上下的党内同道有杨继绳等人，而八十岁上下的党内同道，可以说是“六四”以来党内民主派的中坚，包括李锐、李普、朱厚泽、杜润之、胡绩伟、许良英、李昌、钟沛璋、曾彦修、何家栋、何方、戴煌、沈昌文、杜导正等人。他们在1998年后定期聚会、交流思想和信息，通常是一个月一次。 赵紫阳主政时所倚重的老部下如田纪云、任仲夷、安志文等人，偶尔也在适当时候呼吁民主改革。这些“老时醒、醒时老”（胡绩伟语）、直到迟暮之年才彻底觉悟到今是而昨非的共产党人终于告别马列主义和党国体制而热烈拥抱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在思想上突飞猛进，终于转变成为自由主义者。这个群体日益扩大。他们或是单刀直入、或是集体发声，为中国的民主化贡献肺腑之言，其垂暮的生命就象“灿烂的夕阳” （杨继绳语），凝重凄烈。

中共党内民主派还有几次集体发声特别引人瞩目。2005年5月4日李锐、杜光、李普、胡绩伟、张定联名发表《发扬“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可以视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一篇宣言。文章的主题是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提出“民主革命在政治领域的首要任务是改革政治体制，肃清专制主义，建立民主、法治、分权制衡、具有健全的监督机制的政治制度。……要推进政治领域的民主革命，构建和谐社会，就要革除现行政治体制的专制极权因素，加强民主法治和监督机制，保卫人民的民主权利，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两岸统一、中国和平崛起，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6年2月14日，公开发表《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严正指出只有极权制度需要新闻管制，中宣部近年来一再封闭、改组深受民众喜爱的严肃报刊，是严重的越权违宪之举，要求立即全面恢复《冰点》周刊，并尽快出台《新闻保护法》，保障新闻媒体的职业权利。

党内民主派也有公开发行的舆论阵地，例如《中国青年报》副刊《冰点》（李大同、卢跃刚主编）、《炎黄春秋》（杜导正主编）和《同舟共进》（萧蔚彬主编）。《炎黄春秋》于1991年7月创办，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会刊，本以弘扬民族文化、以史资治为宗旨。主持编务的杜导正等人以其非凡的智慧将它办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自由主义色彩的刊物，特别是勇敢地为中共党史上蒙冤的人物申冤、探讨中共治国史中的过失、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种种问题，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这两个刊物几乎每期都发表党内民主派主要代表人物的章，其中一些文章是其它刊物根本不敢发表的。

第二，他们实现了三个突破，思想深度远远超过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突破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框架而皈依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突破了民族主义和虚幻集体主义的思想樊篱而将个人权利为本位的自由民主确定为最高价值；突破了一党专政的政治局限而热烈拥抱宪政民主。最后一项突破，是这些党内民主派代表人物人人都达到的思想高度。而头两项突破，对这些共产党人来说难度更大，得道者只是凤毛麟角。

李慎之突破马列主义的思想框架而沉醉于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已如前文所叙。他同时也是突破民族主义思想框架而将自由民主确定为优先价值的代表人物。李慎之一再表示他对部分国人近年来的民族主义虚骄之气深恶痛绝。他指出，“中国切忌让失去理智的虚骄之气把自己引向民族灾难”；“在当今世界各国争相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实第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政治民主化”。 他还指出， “中国还是要以民主为最高的价值；中国人民只要确实得到了民主，自会找到合意的道路。即使走错了，碰了钉子，也只有通过民主重新找该走的道路。这就是现在世界上所有先进的国家（可惜还不是大多数国家）所选择的模式。我相信这是世界各国人民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年青一代的党内民主派对民族主义保持更高度的警惕，对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是非曲直在学理上有更深刻的领悟。秦晖指出，作为超民族的普世价值，自由主义承认“合理的民族主义”并把它理解为利益共同体之间的合理竞争；“合理的民族主义”以公民权利、民主制度、自由竞争等自由主义价值和制度安排为前提；“民族利益”只能是每个成员个人利益的整合，因而“民族利益”的体现者只能由自由公民通过民主程序来产生；任何人都不能违反民主程序而自称为“民族利益”的体现者并要求别人为他们所宣称的“民族利益”作出牺牲；而且，以全要素国际流通自由为经济诉求的普世性自由主义，比现行的许多“民族主义”更能维护穷国的民族利益。

中共党内民主派代表人物挑战一党专政、呼唤民主宪政的言论俯拾即是、不胜枚举。他们认定共产党一党专政已经成为中国进步的根本障碍，因而彻底否定中共所坚持的党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曾经长期执掌《人民日报》这一“党的喉舌”的胡绩伟大声疾呼：“无论毛泽东的接班人把无产阶级专政美其名曰‘四个坚持 ’也好，或者叫‘三个代表’也好，只要他们不下决心革掉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传下来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独裁专制制度，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钻出彻底崩溃的死胡同。” 针对很多国人出于种种动机而美化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胡绩伟一针见血地写道：“事实一再证明，毛泽东社会主义的特点之一是，掌握国家各种财富的各级领导干部享有各类特权，这种特权就是贪污腐化的温床。他们掌握这种独霸专制的特权，不仅可以任意吞蚀国家钱财，还可以放肆地打压那些正直的干部”。当代中国的“以权谋私” 以掠夺财富为主要形式，毛泽东时代则以滥用职权和政治迫害为主要形式，但都同样给中华民族、包括中共本身造成巨大伤害。

中共党内民主派明白不误地将奋斗目标确定为自由主义民主，也就是建立于自由主义价值之上的宪政民主。民主派经济学家吴敬琏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所要的民主，是宪政民主”。 他还指出,中国能否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 “关键中的关键,乃是转变政府只能,建立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针对很多国人有意无意地误解“法治”、将“法治”解释为政府利用法律管理民众和社会生活，民主派法学家江平特别指明，“法治”是一个自由主义概念，要求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法律符合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离开了民主、自由、人权这样的基本目标，法律就会苍白无力，甚至可以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镇压不同意见的人的工具。”
年青法学家贺卫方在2006年3月的决策咨询会议上明言中国走向多党制度势在必行，而且最好的方式是中共“形成两派”。

还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共党内民主派公开挑战邓小平的“遗示”，要求突破邓小平的政治局限和他所设下的政治禁区。正像中国革命的变质与毛泽东的个人局限有关一样，中国改革的变味也与邓小平的个人局限有很大关系。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彻底落后于时代，走不出专制政治的格局，曾经说过中国“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邓小平的谬论成为束缚中国思想和中国政治的紧箍咒、特权势力的护身符，中国政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突破邓小平设下的禁区。邓小平表面看来敢作敢为始终如一（“死不改悔”），实际上却是一个蛇鼠两端自相矛盾的人物。他既是大手笔改写中国历史、促进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又是血腥镇压民主运动、打断中国政治改革进程的罪魁祸首。中共党内保守势力一直寻机否定改革开放的邓小平以开历史倒车，甚至于不惜直接挑战主流当权派。中共党内民主派则直接受到邓小平的严重摧残，胡耀邦、赵紫阳两位领袖都是因为顶撞邓小平而被赶下台的。中共党内民主派虽然不断地对邓小平进行旁敲侧击，却一致避免与邓小平正面交锋。前不久，邓小平时代最杰出的改革派封疆大吏之一任仲夷，终于突破禁区从自由民主的角度直接批判邓小平并直接挑战他给中国民主化留下的禁令。针对邓小平为中国实行议会民主和分权制衡所设置的障碍，任仲夷指出不能对邓小平搞“两个凡是”，因为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制资源一样，这是人类所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中国没有理由拒绝。

第三，探讨中共向社会民主党转化的可能性。经过1989年以来共产主义极权体制在欧洲全面崩溃的“苏东巨变”，共产党世界可谓沧海桑田。经历这沧海桑田之后，东欧各国共产党中仍有不少人信奉自由平等、共同富裕等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他们审时度势对共产党进行了根本改造，将它从一党专政的“专政党”改造成为民主政治格局中的左翼政党，即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对于依然信奉社会主义理想的原共产党人来说，这是唯一的出路。但是，中共当局从极其自私的利益出发来应对这一世界性的事变和机会、确立了“以万变保不变”（一切都可以变、唯有一党专政不能变）的犬儒战略。他们没有反思共产党一党专政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从而逐步失去人心，没有反思共产党的统治何以会使中国向民主政治的转型造成这么多“危险”，没有思考如何将功补过主动促进向多党政治转型以降低社会转型的成本，而是象一群嗜权如命的大小政客，诅咒戈尔巴乔夫等人的“背叛”，极端自私地将从一党专政到多党政治的合理发展视为“动乱”，不顾一切地维持自私自利的统治者政治特权、维持不可避免地被历史淘汰的一党专政。

所幸仍有部分中共党内民主派人士为中共向社会民主党转化作出努力。实行多党政治还是一党专政，是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最根本的分歧。中共党内民主派要求中共结束一党专政而实行多党政治，实际上就是推动中共向社会民主党转化。应该说，中国人在80年代就已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国外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理论著作都有了中译本，并得到了广泛的介绍。“民主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别名”、“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加民主”、“民主社会主义是在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观点，曾在一定范围内广泛流行。由于特定的语境，人们不能公开直接地提倡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而只能通过赞赏和介绍对“瑞典模式” 等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的间接方式表达其愿望。 1989－1991年间国内外意外的重大变故突然打断了这一思想行程，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在90年代初再度沦为大批判的对象，直到90年代末才出现新的转机。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人们开始打破禁区、相对冷静客观地探讨苏联东欧的历史剧变。那些具有理论勇气的人们不再满足于将“苏东剧变”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的和平演变和戈尔巴乔夫等人倒向社会民主主义的“叛卖行经”，而是认真地探讨导致国家社会主义在那些地区崩溃的“深层原因”：阻碍社会进步、从而失去人心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至少是部分地基于对“苏东剧变”的这种新认识，人们才又恢复了客观地认识和评价社会民主主义的勇气。一些对社会民主主义素有研究的学者，郑重地将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当成“社会主义的分支”来借鉴。更多的兴趣则集中于欧美走红的“第三条道路”，而且大都正确地将其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最新表现状态。就思想和知识谱系而论，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具有直接的传承关系。除了弘扬人人平等、社会公正和互助合作等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秦晖等人特别强调自由平等、公民权利、个性解放、自由民主、平等竞争和程序公正等价值所构成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

高放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部论证“多党政治”的必要性。高放早在1987就著文倡导“社会主义多党制”。近年来，作为国际共运研究之权威的高放从特定的角度总结“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深化他对中国实行多党政治的论证。他提出的主要理由有三层。其一，国际共运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就倡导和实践多党政治，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实行的都是多党制；其二，列宁、斯大林以降的共产党领袖推行共产党一党专政，结果是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全面崩溃和其它共产党国家的各种灾难；其三，共产党政权在苏联东欧的兴亡荣枯充分认识证明一党制对人民利益及社会主义事业有害无益，终究会被广大唾弃；其四，在取得政权之前，中共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经追求和许诺多党政治及联合政府。高放对党国领导的建言是：政治民主化与政党政治已经蔚为世界洪流，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多党制时不我待。

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努力对决策层产生了一些影响。可惜决策层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结构望而却步、没有魄力向多党政治迈出关键的步伐，而只是在“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下名正言顺地扩大了中共的社会基础，或者是象胡锦涛温家宝目前所作的那样，采纳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社会政策和福利设施，给“弱势群体”提供杯水车薪之助。

第四，探讨中国实现宪政转型的道路与方案。“六四”以来中共党内民主派在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努力制定切实可行的民主化纲领和实施方案，特别是宪政安排的种种方案，包括方觉、商德文、杜光和李锐等人提出的著名方案，与中国海外民运组织提出的诸多民主化方案相映成趣。

商德文是北京大学经济学资深教授，而且是四十年代参军的“老革命”。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夕商德文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个政治改革方案。在这个方案中，他依据他的“社会主义二元结构”理论，指出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已经严重脱节，要求以十五年为期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应的政治体制，也就是他所说的“社会主义三权分立”体制，因为“三权分立”是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人类政治文明”。按照他的建议，应该以头三年作准备工作，主要是统一认识、革新观念和制定具体方案，特别是由中共召集各党各派和各界人士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依照三权分立、中央与地方分权制衡的原则制定新宪法。接着在十二年内分阶段在中国全面实现宪政民主。他的建言在当时曾经引起一定的反响，世界各大媒体纷纷对他进行采访和报道。

方觉在北大经济系读书时就投身于学生竞选活动，1982年毕业后中国社科院和福州市政府等单位任职，曾任副厅级干部。他1998年1发表《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民主派的纲领意见》，依照自由民主原则全面提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面的施政纲领，特别是是要求立即实行各级人大代表普选、立即落实宪法规定的新闻出版结社等自由权利、从乡县两级着手立即执行党政体制的分离，从而“以人大代表普选、传播结社自由权利、党政体制分离为起点，适时地将中国的民主进程拓展到构筑宪政基础、开展多党政治、民选行政首长、军队国家所有、司法充分独立的现代国家的根本制度”。

杜光是原中央党校科研办主任，因支架八九民运而被革职。他于2002年7月提出了洋洋十二万言的全面改革方案，主旨是“把企业还给职工，实现工人阶级有产化，建立‘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把土地还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为农业社会主义化开辟道路；把政权还给民众，肃清封建专制主义余毒；把文化还给社会，实现真正的思想解放和新闻自由，废止‘舆论导向’”。

李锐在五十年代便是副部级干部，在八十年代胡耀邦主政期间曾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要职。他2003年中共十六大前夕向中共中央提交的政治改革方案相对说来要温和得多。这个方案并在一定范围内征求同僚及高层人物的意见，集中了中共党内民主派老人的智慧，特别注重实际情况，尽量使之成为可被接纳和实施的“可行性报告”。这个方案将政治民主化改革视为“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并分为“党的民主化”和“国家民主化”两个方面。但是，他所提出的种种具体建议，要求以党的十六大为起点开始实行。关于“党的民主化”，这个方案提出了切实落实领导干部的任期制、彻底废除终身制；从各级党委委员差额选举开始，逐步推广各级党委委员及书记的竞选制；改变“党大于法”的不正常现象，使党只能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活动；等等。关于“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内容包括：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专门立法机关；改变“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局面，采取有效措施“使宪法本身和宪法规定的权利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制定《政党法》来严格规定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权限，保证党的各级领导不干预立法和司法部门的工作；切实落实“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监督；实行村民自治、恢复农会组织，让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

胡温当局与党内民主派的互动

乘“六四”之腥风上台的中共党国“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尽管无力完全封杀政治改革的言论，却确实有效地将政治体制改革束之高阁，中国政治在他执政期间陷入了停滞的“勃列日诺夫时代”。邓小平死后，人们曾一度希望江泽民能有所作为，只是此君胸无大志。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夕被软禁的前总书记赵紫阳上书中央要求及早平反“六四”并重新启动被冻结的政治体制改革，江泽民的反应是加强对赵紫阳的管制、不准他会见任何客人。1999年李慎之那篇足可传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曾打动亿万国人的心扉，但丝毫也未能“打动核心”。江泽民不但浪费中华民族十余年的时间，而且使党国权贵与垄断资本紧密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肆虐于中国，下台后居然还恬不知耻地为自己歌功颂德，实在无聊之极。

应该说，2003年中共十六大后登上历史舞台的胡锦涛、温家宝新一代中共领导，在政治和施政理念方面有不小的回旋空间。他们在毛泽东时代接受斯大林主义正统教育、也在社会底层亲身体验极权主义统治带来的灾难；他们自幼浸淫于“阶级仇民族恨”的暴力话语氛围，同时也在国家暴力带来的无穷灾难中体认人道主义的宝贵；他们在“六四”以后的政治停滞环境中登上权力高峰，却又是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于前台的改革开放时代发迹并在那时广泛接受时代新潮的感染和熏陶；他们跻身于党国权贵的权力顶峰，又基于平民政治家的成长历程而多少保留着平民的情怀。上台以来，胡、温所表现出来的正是令人困惑和沮丧的两面性而左右摇摆。

在治国理念方面，胡、温当局明显地向中共党内民主派的人道主义立场游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王若水、苏绍智、方励之等一批党内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因为提倡人道主义而受到清洗，总书记胡耀邦和中宣部长朱厚泽等人也因为同情人道主义而被太上皇邓小平削去权柄。1989“六四事件”之后一段时间里，党国更动员全部力量对人道主义及“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全面清算，殃及又一任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总书记赵紫阳和朝野上下民主人士几代人。而今，胡、温则亮出了“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旗号，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人道主义的执政理念，从思想史的角度说是方向性的转变，也证明真理具有征服人心之伟力。

胡、温在实际施政方面也与党内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产生了某些良性互动。胡锦涛登台之初，曾以向党内民主派示好。他专程拜访胡耀邦夫人李昭，并对李锐提交中共十六大的《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表示赞赏；他于2003年2月14日破格向因同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王若水而去职的原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的遗体告别。一度令世人翘首以待的“胡温新政”，也包含对党内民主派作出回应的某些内容，包括在2003年春天抗击“非典”瘟疫中作出扭转乾坤重整人心的姿态，雷厉风行地查办渎职官员、鼓励新闻公开；接着在“孙志刚事件”中摆出依法治国的姿态，废除了违反宪法侵害公民自由的“收容制度”，后来还修改宪法、写入“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条文；安排公开纪念蒙受冤屈的胡耀邦逝世十五周年活动并允许一些党内民主派领袖参加；他们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并将“民主法治”列为第一项内容；他们倡导关注“弱势群体”权益的“科学发展观”，并采取了减免农业税和农村小学学费等一些具体措施来减轻“弱势群体”的负担；他们提出“和平崛起”的外交路线来缓和与西方世界的紧张关系、并力图拓宽合作领域；他们在朱厚泽、李锐等十三位党内民主派领袖联名发表《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之后进行干预，使《冰点》例外地在被勒令停刊一个多月就迅速复刊，等等。

遗憾的是，因“正统”而走上权力高峰的胡、温迄今没有魄力与过时的、阻碍中华民族进步的党国体制决绝，因而对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基本态度和政策仍然是排斥与压制。进入上层权力圈的极权主义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转变实在艰难。胡、温当局在政治上维持着党国传统的统治制度和统治方式，垄断政治资源、全面管制媒体、并对党内外异端异见进行严厉的打击。尽管他们也允许《炎黄春秋》的生存，以树立对党内元老网开一面的开明形象，但绝不允许政治上的直接挑战。党国体制中的安全部、公安部、宣传部等“镇制机构”，行使合法或非法的权力，不但对异议人士及异议媒体（包括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进行全面封杀，而且对党内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如李锐等人进行严密监控。这种思想管制和大兴“文字狱”的专制主义传统统治方式，使国人没有机会进行深入的思考与讨论，在诸多重大问题上无法达成相互了解和共识，包括党内民主派在内的党国中人在思想和知识方面也无法取得长足的进步。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受党国当局重用的幕僚及主流知识界人士对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事业也乏善可陈。与党国领导比起来，他们的阅读范围更广、知识结构更新。然而，由于他们的主要用心之处不是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而是借机行逢迎之术而谋晋身之阶，因而也没有勇气从自由主义这一符合中国和世界发展方向的党国异端中吸取思想养分。他们往往曲学阿世、知正用反，机灵地揣摩“领导意图”来“献策”，侥幸得到“赏识”而飞黄腾达。最近出台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和《从经济角度思考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便是这类典型文本。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5年10月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白皮书。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发表的第一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本应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实际上，这个文本却是了无新意的老生常谈。《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开宗明义就确定民主的普世价值，指出“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似乎表达了追求普适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愿望。但是曲笔一转，便走了相反方向。白皮书的作者们明明知道，民主制度虽然可以具有民族特色，但是必须是在满足全民普选、宪法至上、政党竞争、分权制衡等普世民主原则的基础上才能谈论民族特色，否则，“特色”到了违反基本的民主原则的地步，就不成为其民主了；白皮书的作者们也明明知道，中国现行的专制主义党国体制，并非“中国特色”，而是从原苏联照抄在发源地早已崩溃了的政治制度。然而，他们昧着学术良知，“论证”中国必须坚持以“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等陈词滥调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他们无意争取中国政治的进步，而是继续用陈词滥调来来抵制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为一党专政的党国独裁体制辩护，既可悲、又可恨。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课题组2006年6月15日发表的《从经济角度思考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同样是御用幕僚们以“可行性”（实为“可批性”）为首要目标而“上达圣听”的典型文本。这个文本的作者们承认中国政治民主化势在必行。但是，他们颇有机心地迎合技术官僚集团不愿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而只想对现行政治制度作技术修饰以苟延残喘的平庸心理，不顾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密不可分的基本事实，杜撰出两种绝然不同的“政治改革”，一种是“以建设民主政治体制为目标和重点的纯粹的政治体制改革”，另一种是“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做了这种子虚乌有的区分之后，作者们便轻而易举地将“以建设民主政治体制为目标和重点的纯粹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推到“几十年后”，建议党国领导将所谓“政治改革”锁定在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工具性目标上。 整个方案也就是原封不动地维持现行政治体制、推行现行政策。装腔作势几万言，言不及义；洋洋洒洒尽废话、纯属帮闲。

结论

“文革”的浩劫曾使一大批经历磨难的中国共产党人产生对“民主”和“法制”的强烈冲动。其中大部分人在权位坐稳之后，便迅速从“民主”和“法制” 的立场上倒退，继续充当维护党国体制的正统派。但是，也有很小一部分人成为真诚的民主派。他们真诚地信仰民主主义，就象他们曾经真诚地信仰共产主义一样。他们勇敢无畏地走向自由主义这一代表着人类前途的党国“异端”，是认清了时代潮流并献身于社稷苍生的仁人志士。他们从共产主义者到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转变，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当他们最初参加中共的时候，党告诉他们说，议会民主是体现“资产阶级”利益的虚伪民主，只有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才是“真正的民主”或“更高级的民主”，他们深信不疑。当“人民民主专政”及党国“社会主义”不断地给中华民族带来奇灾异难，他们才逐步认识到，“人民民主专政” 中的专政是货真价实的专政，民主则只是自欺欺人的谎言；而没有宪政民主的所谓“社会主义”，也不过是党国专制体制的同义词，没有也不可能给人民大众带来自由与幸福、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文明先进民族之林。

如果将中共政权与晚清作不太恰当的类比，邓小平的境界是“一党专政为体、经济发展为用”，其地位相当于清末洋务派；胡耀邦、赵紫阳仰慕宪政民主却因推行政治改革而被清洗，其地位相当于清末的康梁维新派。倘若当今党国当局不思进取而继续走“一党专政为体、经济发展为用”的套路，能不以清王朝的覆没为前车之鉴？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是要“变法”，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思路，将“改革”的目标从维护现存的党国体制改为推进宪政转型。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只是因为政治文明的严重缺陷而迄今无法跨入现代文明社会的门槛。当前阻碍中国向宪政民主转型的阻力依旧来自利益和观念两个方面。一是特权利益，包括中共未经公民授权而永远充当统治者的特权以及具体落实到各级干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种种特权；一是错误观念，包括敌视自由民主的人类政治文明的中国传统专制主义和中共党文化、以及党国领导近年来提出的诸如“稳定压倒一切”这一类反改革的观念。破除妨碍自由民主的错误观念并非易事，但已成功过半。目前的一党专政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中国政治迟早要过渡到民主宪政，这是中国政学两界在理论上达成的共识，也是绝大多数中共党国领导私下里的共同心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还在给部分国人、特别是当权派带来对专制主义的幻想。但与此同时，人们也深知，从过去到现在都不断地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一党专政，绝不可能将中国带进天堂；由暂时的特殊因素来支撑而不符合可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之要求的经济增长，以贪污腐化、社会不公、道德失序和生态失衡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绝不可能将中国带进天堂。正象坦率正直的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中共的主导性“改革观”是“一党专政＋经济改革”，而这种改革观所指导下的“改革”由于其内在的深刻矛盾和不可持续性已走近尽头。在“一党专政”的现有权力格局下的“经济改革”，受权力或“既得利益”的扭曲，难免道路越走越窄。

中共党内民主派庆幸中国在走了一段长长的弯路之后终于逐步回归人类文明的主流正脉，迈向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目标。他们也深知唯有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知识资源，才能指引国人顺利地走向这样的目标。由于代价高昂，在专制主义制度下实践自由的勇士只会是凤毛麟角。中共党内民主派肩负着从内部促进中共和中国实现民主转型的历史使命，但他们远远没有原苏联东欧的同行那样幸运。中共党国继承着皇帝专制的传统，学习能力极差，不断冤枉忠良。“反对个人崇拜”现在已成为党国的基本国策，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成千上万反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忠勇之士却为党国所捕杀；“市场经济”现在也已成为党国的基本国策，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成千上万市场经济的开路先锋却被党国以“投机倒把”罪投入监狱；“以人为本”现在已成为党国的施政纲领，但上个世纪成千上万人道主义的倡导者们却遭到党国的整肃；宪政民主很快就会降临神州大地，但包括中共党内民主派在内的宪政民主倡导者们于今仍然遭受党国的严酷迫害和压制。

党国领导当局（手握实权的中央要员和封疆大吏）与中共党内民主派在思想和政治上的鸿沟还有待消除。从青年时代起就走上仕土而接受单一的“党文化” 的人们，思想转变难度极大，从偏狭的信息渠道中得到片面信息而形成偏狭的知识结构和思想信仰，害人非浅，可以严重到破坏正常的思维能力。但是，这也并非意味着党国中人终生都必定陷于一党专政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中共党内民主派人物了。共产党世界的思想和政治明星戈尔巴乔夫，思想转变其实也很晚。他人过中年都不过是“党文化”的可悲牺牲品而不自知。只是到中央工作以后，有机会得到更多的信息，思想才突飞猛进，形成“新思维”并依靠大智大勇的 “新思维”使苏联走上了告别一党专政的的不归路、从而也使世界走上了告别冷战的不归路，成为造福人类名垂千古的世界性人物。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原来的文化水平也并不高，而且主要也是由马列主义党文化的饲料喂养起来的，但他们仍然能够接受自由民主的思想和知识的熏陶和滋润，成为党内民主派的先驱。比他们年轻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有足够的机会接受自由民主的新思想和新知识，从道义冲动和理性选择两个角度说，他们理应踏着先驱们的足迹，顺应历史潮流来放弃一党专政的特权、促进中国向宪政民主的转型。在转型中再生还是在守旧中崩溃，得失利弊不待明者而知。顺天应人还是执迷不悟，只在一念之间。但愿党国少壮能够作出明智的选择。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