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

宪政民主政治强调保护个人自由、制约政治权力，价值前提是政治乃恶，政治权力容易侵犯个人权利。制度形式是普选制、多党制、三权分离等，制度目标是权力制衡和权力约束。在中国建立起宪政民主政治的制度形式不难，难是难在形成政治权力乃恶的政治价值观。没有政治权力倾向于恶这样的价值判断，普选制、多党制、三权分离这些制度形式，仍然保障不了个人自由，制约不了政治权力。甚至，宪政民主下的政治权力将利用民主合法形式而更膨胀，更合法地侵害个人自由。

人类最伟大的现代政治成就是什么？如果不是脑子长虫，一定会首肯美国。美国政治家留给人类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迄今仍是人类的政治榜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宣称，我们的政治价值共识和政治制度构建，比美国的政治价值共识和政治制度构建更符合人性，更代表人类的未来。《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精神是什么？说到底，不就是将政治权力视为恶狗并将其用制度栓了起来吗？一群政治家组建一个国家，竟然把权力制衡和权力约束作为政治制度构建的核心，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政治奇迹。中国道家关于政治权力的本性的价值判断，在中国政治价值观历史上没有成为主流。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关于政治乃恶的价值观，逐渐演化成了西方政治的价值主流。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无不强调，政治乃无可奈何之恶。一切政治权力都必须受到约束和控制，民主程序下的合法政治权力也不能轻易放过，民主议会的权力也不能是绝对的。美国的宪法审查，德国的宪法法院，就是对民主政治权力的控制和制约。西方历史上关于政治乃恶的价值判断，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首先得到了落实，这成就了美国，也逐渐成就了整个西方世界。历史已说明，那个国家能控制住政治权力之恶，那个国家就走向富强。

什么是伟大的政治家？我们可以明确回答，这就是那些能控制住政治之恶的政治家。伟大政治的根本取向，就在于管束住政治权力，以权利控制权力。伟大政治的根本取向，就在于用价值共识和制度构架，将政治权力栓在“抱残守缺”的范围内，使权力服务于权利，而不是相反。政治权力不是生产性的，行善非政治本性所能，只要控制住了政治之恶，社会生产性力量自然发展，至善自然生成。但是，控制政治之恶，乃人间最难之事，所以老子有言：“强行者有志。”

政治的善与恶
杨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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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者应当放大，恶者应当压缩。政治权力的性质是善还是恶？这个问题，与政治权力应当放大还是压缩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政治权力的本性是善还是恶？这是最重要的政治价值观问题。

一、政治权力之善与恶

政治价值是政治制度构建的方向，政治制度是政治价值实现的保障。中国现代化转型，面临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两个方面的调整。政治制度形式的调整容易，政治价值调整则困难。如果政治价值不随政治制度的转变而转变，民主政治形式仍然会带来专制政治的恶果。

宪政民主政治强调保护个人自由、制约政治权力，价值前提是政治乃恶，政治权力容易侵犯个人权利。制度形式是普选制、多党制、三权分离等，制度目标是权力制衡和权力约束。在中国建立起宪政民主政治的制度形式不难，难是难在形成政治权力乃恶的政治价值观。没有政治权力倾向于恶这样的价值判断，普选制、多党制、三权分离这些制度形式，仍然保障不了个人自由，制约不了政治权力。甚至，宪政民主下的政治权力将利用民主合法形式而更膨胀，更合法地侵害个人自由。

善者理应放大，政治是善之源，所以政治权力理应放大。我们传统主流的政治价值观，将政治权力视为善的源泉，视为社会和人生的依赖。如果有这样的价值共识，那么政治权力就不应当受到压缩和制约，这是自然的逻辑。如果仍保持政治乃善的价值共识，宪政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仍然会出现权利向权力集中，仍然会搞出侵犯个人自由权利的法律和政策。

皇权时代，人们渴望明君贤相。民主时代，人们渴望民选政治家。在深层面，人们都迷信政治权力，都希望通过政治权力运行来解决社会的问题。只要有这种价值取向，那么专制制度，是将权利向世袭权力者集中。而民主制度，是将权利向民选政治家集中。世袭权力的暴政，就会由多数权力的暴政所替换，结果一样。

英国、美国与法国、德国，都是宪政民主的国家，但是，法国、德国的政治权力覆盖范围更大、权力更为集中。原因是什么？政治价值观不同。法国人德国人赋予了政治权力更多的责任，也因此更多地将个人权利转给了政治权力。

左派说千道万，就是迷信政治权力，将政治权力视为善的源泉。右派说千道万，就是置疑政治权力，将政治权力视为具有恶的倾向。在左右之间，还有许多中间观点，认识政治的善与恶，要看运行于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和情势之下。无论左派右派，都没有能在本源上解说清自己的立场。左派说政治本性为善，为什么？右派说政治本性为恶？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不能用历史事件的统计证据，因为谁都可以统计自己所需要的证据。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有更本源的判断。

政治权力=善的源泉=政治家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政治家拥有更多的社会权力，这是中国政治价值观中最有害的东西。不认清政治的本性，这种政治神圣的价值观不改变，宪政民主的中国，在合法的程序下，同样可能做出众多侵犯个人自由权利的邪恶之事。

二、中国传统政治的三类价值观

在儒家、道家和法家中，存在着中国传统政治的三种价值观。简而言之，儒家以政治为善，道家以政治为恶，而法家居中，以政治为利。

儒家政治价值——政治是善——权力吸纳权利

赋予政治神圣的价值，提升政治权势者的地位，扩大政治的责任和权力，莫过于儒家。在儒家理论之中，政治权力就如同天空的太阳和月亮，照耀着大地和万民。没有太阳和月亮，万民就沉于黑暗之中。从天人合一的角度看，儒家把政治视为太阳和北斗，光明从那儿发出，照亮天宇，支配着星辰万物的运行。

《孝经》中写道：“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君王是万民的导师，以身作则，领导万民百姓走上善之路。也就是说，君王乃善之源，百姓乃善之流而已。《礼记》中记载孔子的话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君王是天子，替天行道，以天道治民，将百姓引向天道要求的方向。善之源在天之道，而君王是天之道的承担者，万民追随天子，以趋向至善之路。《论语》中记载孔子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君王以德治国，就成为光明的中心，万众景仰。《礼记》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政治在于明德，在领导人民走向至善的境界。

儒家理论中，政治应当是至善的领地，可以达到至善，政治应当成为万民向善的核心体领导力量。政治是善，这是儒家理论的根本核心。权力与责任从来对应，政治承担着至善的责任，当然应当拥有至大的权力。这就构成了中国百姓普遍的政治价值共识，中国百姓对政治权力有很大的要求，赋予了政治权力很大的责任，自然潜在的承认了执权者很大的政治权力。这就是历代政治统治者倡导儒家的根本理由。儒家给政治权力抹上金粉，画上光环，使其神圣化，为政治权力的放大提供了意识形态的证明。从学术界看，一方面批评现实政治运行的问题，一方面仍然习惯于向政治权力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民众不关心政治权力应有的运行范围，关心的只是这个权力的运行是善与不善，关心是不是明君贤相在统治国家。只要大家认为是善举，政治权力再大，再不讲程序，大家也暗中认可。这种政治价值观，在宪政民主政体下，完全可能移情到总统和议会身上。明君换为好总统，贤相换为好议员，好总统好议员可能拥有过去明君贤相一样庞大的政治权力。如果这样，权利仍然会向权力集中，中国仍然可能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民主形式下的权力集中。看看一些学者倡导的儒家民主制，就可明白其中的奥秘——用民主形式可以实现好人们的政治集权。希望仍然在政治权力之中。

道家政治价值——政治是恶——权利分散权力

与儒家相对立，道家恰好认定政治权力乃恶。老子之所以强调要虚静无为，无为而治，是因为他认定政治权力天然的恶的倾向。所谓无为而治，就是政治权力要从社会中格离出来，收缩自己。按老子的思想，伟大的政治，就是能够控制和收缩住政治之恶的政治，就是能很使政治权力不膨胀不放大的政治。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君王开创盛世，如汉文帝和唐太宗，不在于他们做了什么，而在于他们没有做什么。政治权力的天然本性，就是膨胀和扩张自己，有为的政治权力，就是膨胀和扩大自己权势的政治权力。将政治赋予至善的禀性，这是政治权力膨胀和扩张的前提。因此，要无为而治，完全是与普通政治家的本性相违逆的，谁会认为自己从事的工作不具备神圣性呢？谁会认为自己不是领导人民向前进呢？所以老子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也。”道理十分简单，容易操作，政治家们不愿这样做而已。老子要求的，是积极的不干预主义。“强行者有志”，要积极地管住自己的权力冲动，不然会政治权力必伤害天下百姓。

道家有一个说法，叫做“抱残守缺”，抱住“残”，守住“缺”。这在道家话语中，是一个褒义词，在儒家话语和民众话语中，成了一个贬义词。政治的本性就是残缺，治理天下，首先就是要抱住守住政治权力的残缺，不让其膨胀和放大。所以韩非子说：“圣人治吏不治民。”管官而不管民，抱住官守住官，天下自然富裕太平。老子说：“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为，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只要政治权力不来干预侵扰，百姓自然会自富、自为、自正、自朴。也就是说，“善”在民众自发努力之中，不在政治权力控制之中。要想达到至善境界，关键在于把权利从权力从分散出来，还到民间。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当把政治权力收缩到虚无的极至，宁静的极至，残缺就被收缩到极至，就无为而无不为了，至善自成，天下兴盛。老子描述了政治权力大小不同的几种情况，他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焉。犹呵！其贵言。成事述功，百姓皆谓：我自然。”一流的治国之道，百姓知道有个政府存在而已。二流的治国之道，政府兴利除弊，大兴仁政，百姓讴歌赞美政府。三流的治国之道，百姓畏惧政府。四流的治国之道，百姓嘲弄侮辱政府。政府诚信不足，百姓就不信政府。政府政令简易宽容，百姓事业有成，只认为是自己干出来的，不对政府感恩戴德。政治权力干预范围的加大，干预程度的加深，是一个政治混乱和社会衰败的过程。

为什么道家认为政治是恶呢？道家不认为政治权力是太阳和北斗，而认为政治权力本源于宇宙秩序的残缺。老子对宇宙秩序有一个看法，叫做“大成若缺”。什么叫“大成若缺”？宇宙秩序的整体是和谐的，但其中有少量残缺留下。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循环，这是一个大成的秩序，是确定的秩序，生命得以繁荣和演化。但是，没有两个春天是完全一样的，循环的规律中留有缺口，这就出现不确定性，带来不稳定。何况，还有不可测的涝灾旱灾，地震和火山。政治权力所对应的，不是大成的和谐秩序，而是秩序中的残缺口。政治权力生于残缺，也只能以抱残守缺为已任。战争源于人性的残缺，所以要有国防，老子因此说：“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銛袭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也。”国防是不得已而为之。天灾人祸有时不请自来，这是秩序系统中的残缺，因此要有社会救济，老子因此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而无弃人。常善救物，而无弃物。”一个“救”字，说明了政治权力属于回应，是保守应对，不是敢为天下先的。争权夺利，也是暴乱的源头之一，源于人性中的争夺，要有国家安全，要有司法，所以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杀惧之？若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伤其手矣。”把百姓逼到不怕死的时候，杀戮已吓不倒百姓。如果政治清明，百姓爱惜生命，这时有人搞动乱，我就杀掉，谁敢？杀人，只能由司法部门定罪量刑来决定，君王的权力不能代替司法部门的权力。

儒家认为政治权力是善的源头，所以强调政治家要敢为天下先，领导人民向前进。道家认为政治权力是恶的源头，所以强调不敢为天下先，政治权力只能跟着百姓走，抱残守缺，不让政治权力侵扰社会。

如果道家政治价值观支配了社会价值，那么即便是专制皇权，也会走清静守法之路，不轻易侵犯个人非政治的自由和财产。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之治，即是如此。没有道家政治价值观为共识的宪政民主，也可能会侵犯个人自由和财产。在这个意义上，道家民主制要求压缩和隔离政治权力，不会给总统和议会多大的政治权力，而儒家民主制则会膨胀和放大政治权力，赋予总统和议会很大的政治权力。就我个人的价值而言，我认为迷信政治权力，就是迷信必然的恶，一定是灾难。无论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只要走上政治权力迷信之路，都十分危险。

法家政治价值观——政治是利——以权力决定权利

法家从来不认为政治权力是神圣的，也不认为政治权力就是恶。法家认为，政治权力不过是实现权势和利益的手段。历史上，由于法家的政治价值中性，法家可与道家结合，也可与法家结合。法家与儒家结合的社会，表现在荀子和董仲舒的理论中，这是政治权力把笔杆子和枪杆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是政治权力覆盖面最大，政治干预最为深入的社会。儒家的意识形态控制和细至入微的礼仪控制，加上法家的严刑峻法，残酷屠杀，百姓就则得咎，无所措手足。中国古代将这种状态描述为“礼主刑辅”。法家与儒家结合，政治权力管制的重点，就是社会。因为相应政治即善，所以管得过宽。又因为管得过宽，所以遇到的麻烦就多，于是法家的严刑峻法就跟上，直到逼得民变四起。“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不治，以其上之有以为，是以不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中国古代留下来的法典，基本是王朝中后期修订完成，无不以“礼法”结合为原则。一切权利归权力。

法家与道家的结合，表现在战国《管子》、《黄老帛书》、《慎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道家黄老著作中，这是一个基本放弃笔杆子，而将枪杆子集中在国防、国安、司法、救济领域的社会。将权力集中于政权要害部位，其余权利释放到社会中去。号称无为而治，其实是收缩战线，睁着眼晴，严酷镇压一切可能侵害政权的行为。这是一种不追求思想和日常生活控制的冷酷、自律、要点清晰、严格依法治国的治国状态。皇帝深居简出，高深莫测，治吏不治民，全然依靠军队、克格勃、中央情报局、法官治国，全国官吏战战兢兢，稍不留神就被处死。这种治国情况，历史上称之为“道法”，住往只会出现在历史王朝的开国之初。

三、伟大政治家视政治权力为恶狗

伟大的政治家应当有什么样的标准？从上述分析来看，儒家、道家和法家设定的标准并不一致。儒家心中的伟大政治家，是道德的榜样，人民的救星。法家心中的伟大政治家，是依法治人的榜样，战无不胜的统治者。道家心中的伟大政治家，是依法治官的榜样，是能够控制政治之恶，给民间自主的政治家。

从中国市场经济、工商业发展这样的历史背景来看，中国的现代政治转型，需要以政治权力为恶的价值共识，需要以制约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制度构架，价值与制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来看，可以充分利用的，正是道家的政治权力价值观，辅之以法家的法律制度化手段。简略而言，“道本法用”。

在道家的政治权力价值观中，政治权力是一只恶狗，可用于看家护院。但这只恶狗要用铁链子栓在院子里，不能随便放出来，不然就咬伤百姓。道家心中的伟大政治家，是手牵权力恶狗的政治家，将恶狗用于看家护院，却不放狗乱咬人。这个院子的范围，就是老子所说的国防、国安、司法和社会救济。但是，栓恶狗的铁链子是什么？道家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从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杀惧之”和“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这样的句子来看，大概指的是民众的造反和叛乱。这样的制约手段，成本高，牺牲大，这不是栓恶狗，而是将恶狗打死。总的来说，道家的政治权力价值观取向是正确的，但缺少良好的制度构架。

伟大的政治家，是能够知晓权力之恶并用价值和制度来制约权力之恶的政治家，是能够战胜政治权力恶性膨胀的政治家，这正是老子所强调的“自知者明，自胜者强”。视政治权力为恶狗，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政治家吗？汉文帝和唐太宗有点这种感觉，前者开创“文景之治”，后者开创“贞观之治”。但是，他们也没有能将他们的这种价值感受转化为可以传承的制度。中国的法家，是制度化力量的核心，但从价值取向看，中国政治史的发展说明，中国的法律走的不是逐步道家化的路，而是逐步儒家化的路。法家的政治手段，逐渐服务于儒家的政治价值观。这样，在中国的政治史上，儒家不断给恶狗穿上龙袍画上光环，而法家则给恶狗装上了狼的牙齿。恶狗就这样由为人看家护院的狗变成了人凶恶的主人。百姓既为恶狗头上的儒家光环（天子）所迷惑，又畏惧恶狗的狼牙。

西方历史上，给政治权力这只恶狗上光环和装狼牙的事，同样持续了上千年的历史。而把恶狗视为恶狗，给恶狗栓上铁链约束在院子中的事，是从美国革命后才真正开始的。

人类最伟大的现代政治成就是什么？如果不是脑子长虫，一定会首肯美国。美国政治家留给人类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迄今仍是人类的政治榜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宣称，我们的政治价值共识和政治制度构建，比美国的政治价值共识和政治制度构建更符合人性，更代表人类的未来。《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精神是什么？说到底，不就是将政治权力视为恶狗并将其用制度栓了起来吗？一群政治家组建一个国家，竟然把权力制衡和权力约束作为政治制度构建的核心，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政治奇迹。中国道家关于政治权力的本性的价值判断，在中国政治价值观历史上没有成为主流。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关于政治乃恶的价值观，逐渐演化成了西方政治的价值主流。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无不强调，政治乃无可奈何之恶。一切政治权力都必须受到约束和控制，民主程序下的合法政治权力也不能轻易放过，民主议会的权力也不能是绝对的。美国的宪法审查，德国的宪法法院，就是对民主政治权力的控制和制约。西方历史上关于政治乃恶的价值判断，在美国的政治实践中首先得到了落实，这成就了美国，也逐渐成就了整个西方世界。历史已说明，那个国家能控制住政治权力之恶，那个国家就走向富强。

什么是伟大的政治家？我们可以明确回答，这就是那些能控制住政治之恶的政治家。伟大政治的根本取向，就在于管束住政治权力，以权利控制权力。伟大政治的根本取向，就在于用价值共识和制度构架，将政治权力栓在“抱残守缺”的范围内，使权力服务于权利，而不是相反。政治权力不是生产性的，行善非政治本性所能，只要控制住了政治之恶，社会生产性力量自然发展，至善自然生成。但是，控制政治之恶，乃人间最难之事，所以老子有言：“强行者有志。”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的嘴说：“不同类型的政体，是不同类型的集体性格。政治制度当然不是从木头和石头里生出来的。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它一切的方向。”儒家的政治理论，对中国人的集体性格具有深刻的塑造作用，使权力神圣化，造成百姓对权力的敬仰和依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的，这是对集体性格的改造，而这样的历史任务，到今天也还没有完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