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

贵阳的民间沙龙文化活动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从上世纪70年代末，黄翔、莫建刚、李任科、张菁、方家华、廖双元等人搞“启蒙社”起，到80年代，陈西、杜和平、黄彦民、曾宁等人成立“贵阳沙龙联谊会”。以沙龙为形式的民间文化活动一直在大乌蒙高原继续展开着。我们每星期五晚上的活动是在自由组合交谈和主题研讨之间轮换。这是陈西在民主沙龙活动上，作的一次发言。

众多具有独立思想的人在一起品尝思想的晚餐必然会有交杯碰盏的时候。老石先生曾说过：“人最宝贵的东西是思想，由于思想，人与动物产生了分离，由于思想，人与人之间产生了高下。”有高下、亮高低、是一种动能，但它很可能是内耗的动能，也可能是追求真理，追求正义和自由思想的动能。亮思想，追求真理必然会有争执。有争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争执的人只肯定自己追求真理正义的权利，而否定了别人追求自由思想的权利。结果是自以为是的，打着捍卫真理正义的牌子乱打人。

由于我们都是具有独立主见和自由思想的人，而且是对真理与正义有着执著的持守和追求的人。于是，不论是海外的民主异议人士聚集，还是大陆的自由思想者有约。我们都听见或碰到这样的情景，因争执而发生了矛盾，因固执已见而相互为仇，因思想交锋而大吵大闹。最后，弄得不欢而散，没有达到相约和聚会的目的。

自由思想者的存在说明：有不同异议者的存在，有对立面、有反对者的存在。自由思想者如何面对异议者、自己的对立面和反对者呢？要知道，信奉思想自由是一回事，如何面对反对派又是另一回事。泰戈尔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尊重你的发言权，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要像保护自己的发言权一样维护你的发言权。相信， 这是具有人权意识的人都应当赞同的美德。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提倡人权的人不一定尊重别人的人权，承认人权的政府往往是最严重侵犯人权的政府。因为，认同普适性美德的共识，与履行美德的诚意是两码事（如：中国政府认同世界普适性的人权宣言，可是，不但不执行，还严重侵犯中国人的人权）。这就是我们目前遇到的疑难。

一、结果与过程的关系

笔者认为：培养美德、寻找美德是属个人的私事，如何保护美德、尊重美德才属大家的公事。也就是说，关系到实质、精神、品德、自由、正义、真理、幸福等等，属于目的的事，属于信仰范畴的事，决定权归个人；而考虑如何保障个人的权利、个人的信仰，属于过程的事，与每一个人有关的事，决定权在我们。或者说，我们大家聚在一起，首先在满足每一个人表达自由思想的同时，最重要的是思考，如何公正平等的满足每一个人表达自由思想的权利得以实现。前者只是满足于具体的个体，后者则是思考如何满足所有的个体。而所有的思考都是指向个体，目的与过程都要围绕着个体来运转，以保证一个充实的个体生命的出现。

自由民主的体制与专制的体制根本的区别在于：自由民主的体制不关心美德这类属于个人的东西，它放弃对素质、实质、精神上东西的较劲，把对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等实质上东西的追求留给个人；它要较劲的是程序，是对每一个人都公正平等的制度保障，是规则上的、技术上的、可操作性的东西。专制极权体制则关注人的美德、人类的美景、大同世界，求索的是属于本质性的东西。它以集体、国家、社会的名誉来压抑个人，甚至以美德、真理、美好的目标和造福于人民的借口来迫害个体生命。

专制体制是追求结果的体制，是以意识形态、实质上的东西为目标的，是具有极强的功利性的体制。民主体制则不同，民主体制要求过程与结果的一致性，强调手段的正当性。民主体制追求的是程序上的，中立的东西。如：公平、正义、人权、法治等目标的具体操作过程。这些东西是完全于功利性无关的。

这就是结果与过程的关系问题。结果，它与本质与目的相联系。而过程，它与规则与手段有关。共产党人注重目的和结果，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正如共产党的代言人所说：“目的才是重要的，其他一切都算不得什么” ①。自然而然，共产党非依靠残暴方法解决问题不可，自然可以不考虑文明社会应当遵守的基本行为规则。

笔者认为，手段与目的不可分裂，手段的不正确必然也导致结果的迷失。如果说把过程与结果所占有的时间段比较起来，过程所占有的时间段是百分之九十九，结果占有的时间段只是百分之一；过程代表常态，结果代表一瞬间；过程充实了生活，展示了生活，塑造了生活；过程的积累就是结果。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以邪恶起家的，收获的也是邪恶。

共产党给世人留下的“假、大、空”形象就很能说明问题。它追求理想社会和美德，如：“全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社会”，早年毛泽东时代的“学雷锋，为人民服务”到文革中的“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直到文
革之后邓小平时代的“五讲四美”、“两个文明建设”，再到不久以前的江泽民大张旗鼓推动的“三讲”、“三个代表”运动，以及当今胡锦涛不断新推出的“新三民主义”、“建设和谐社会”、“保先运动”、“八荣八耻”让人听起来很动听、很美。然而，无数的运动过后，是更加深重的道德沦丧、信仰危机、无官不贪的现实。要不就是穷折腾，浪费纳税人的民脂民膏；或者是严重的侵犯人权，弄得民不聊生的事。

国外的政府就没有听到这么乱搞的。人家政教分离，凝聚力建立在社会和个体一方，不在政府一方。如在美国，就没有听说政府一天换着花样地推出“四美”、“三、二、八”的运动。可人家政府的治理那一点不如你中国政府。

如何让目的与过程相一致？如何摆正本与末的位置？究竟应当追求过程还是结果？

二、程序与正义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学是轻视程序，忽略手段，注重结果的社会学。程序就是技术、工艺、细节、手艺、商品。传统道德文化怎么可能把这些小玩意称为实质上的东西，怎么可能把这些细节上的事情上升与品德、大道、正义齐名呢。“仁义礼智信”的官本位文化 “重德轻艺”、“重上轻下”、“重本轻末”。程序上的，手续性上的事历来不被看重。所以，就生发出今天的知识产权的问题，假烟假酒假论文假文凭的问题，弄虚作假成了大陆中国“国情”。而我们当今，则要把传统文化轻视的东西颠覆过来，使从来不为人们看重的东西成为最重要的东西。使枝节问题也成为本质上的问题，程序上升为与正义齐名，个体上升为主体，反之，群体、国家则是次要的。

“细节决定成败”，过程决定结果。个体的存在才是真实的存在，主体性在个人那里；本质问题的工作在民间，在个人。而传统认为次要的问题，末位环节的工作，才属于政府。政府的性质本身就属于服务性行业，它的本质工作是技术性的、中性的，程序性的。正如一位操办刊物的编辑所言：我们没有自己的社论，没有自己的观点。我们只是把这些作者的观点摆放在那里，让公众和思想者自己去判断。我们当然也知道我们可能会影响政策，但那不是我们的目的。显然，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在执政以前或执政以后没有区分清楚它的位置变动了，它追求的是属于自由思想者个体思考的东西，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是功利领域的东西。如权势、共产主义新人、四个现代化，乌托邦的理想社会等等。

程序上升为与正义齐名，我们称之为“程序正义”；传统所称的正义，我们称之为“实质正义”。而为了强调程序比正义更重要，我们所称呼的这个程序为“纯粹程序正义”。美国思想家约翰•罗尔斯在其著名论著《正义论》中对“纯粹程序正义”有精彩的解释。他说，纯粹程序正义与结果无关，不存在对正义的结果考虑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纯粹公平的程序，这种程序若被人遵守，其结果也会是正确的或公平的，无论它们可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结果。也就是说：只要过程是正当的，结果也一定是正
义的。如果手段不正当，其结果也必然是非正义的。

纯粹程序正义还表现在：首先，有一个什么是公平的独立标准，一个脱离随后要进行的程序来确定并先于它的标准。其次，设计一套可保证达到预期结果的程序是有可能的。纯粹程序正义把追求正义的希望放在了程序的设计和正确执行上，是一种完善的程序。而其它的程序只属于走过场，或形式主义，是不完善的。罗尔斯举例公平“分蛋糕”的例子。有权力执行分配的人拿最后一块蛋糕②。对当下的执政党来说，执政党的权力或利益分配必须由公民的选票来决定，执政党的利益在民众和社会之下。或者说，政府不准与民争利。

三、真理正义的有限性

真理正义的有限性决定了真理正义必须依靠程序来实践，当真理正义希望进入实际时，它必须融入程序之中，这样一来，程序显得比真理正义更重要。程序成为了实质性东西得以执行的前提保障。

我们假设，人人都掌握着真理，但是，它只能是相对真理。凡人手所掌握的只能是相对真理，绝对真理在上帝那儿。那么，如何面对人性的不足？如何面对人的能力的有限性？在不可避免的争持之中，在必然存在的反对派、对立面的情况下，我们惟有可能求助于程序，求助于游戏规则公平的裁决。也就是说，当争持发生时，当反对派出现时，我们必须懂得启动游戏规则，以保护双方的权利，以便利游戏继续玩下去。

这就对我们自由思想者提出了要求，如果要追求自由思想，首先要建构能自由思想的平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沙龙的规则。一种程序性控制的东西。在法律上，称为程序法。它与实质法组合成一完善的法律体系。

程序比正义更重要的知识视野告诉我们：自由思想者首先应当是一个法律至上者。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有一句名言“为了自由，我们选择做了法律的奴隶”。

①：前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中央书记、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密洛凡．吉拉斯和他的《新阶级》，1981年5月，陈逸翻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仅供中央部门负责同志参阅”。
②《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 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