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

改革者的历史使命

既然有上述三种可能，那么摆在所有中国改革者面前的任务，显然是努力争取第一种前途，避免后两种前途。因为只有第一种前途，才真正可以引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走向光明。

任何改革都需要造就某种“场”或者“势”，中国的宪政改革同样如此。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为各国的改革者制造了强有力的“场”，使他们相继完成民主化的政治-社会转型。我们今天需要创造新的“场”，为中国的宪政改革积聚力量，传递热能，形成影响。

当然，更重要的，是脚踏实地地工作。经历过四五、六四，目前正值壮年或中年的这一代人是中国宪政改革的中坚力量。我们应该拿出甘于奉献、不求索取的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做自己可以做的、有利于改革的事情，并以此为我们的后代做出榜样。

回到本报告开始的话题：中国人的民主追索、中国的民主建设已经进行了将近一百年。再过5年，就是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这个漫长的长征应该有一个标志性的突破了。

但愿这个突破能够在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手中完成。

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是任何国家建设民主社会的基础。言论自由首先指发表异议的自由，因为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的社会肯定不是一个民主社会；结社自由首先指政治性结社的自由，因为没有这样的自由，公民就不可能以集体的、组织化的方式对社会政治生活施加独立影响。

与当年的苏东相比，中国的宪政改革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台、港、澳的存在。香港和澳门原来是殖民地，有较好的法治社会基础。如今作为大陆的特别行政区，港澳完全有可能、有条件建设成民主社会的“窗口”，并对内地其他地区产生影响。台湾作为一个已经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政治实体，它对大陆的影响同样是深刻的，且随着两岸沟通、联系的加强，这种影响会越来越明显。

法治的价值前提是它对基本人权的承认，尤其是公民个人的财产权、自由权和生命权。对这些基本人权不能剥夺、不可侵犯、不可让渡。即使立法机关也不得根据多数人的意志、意识形态的信条或任何其他理由剥夺这些权利。这还意味着宪法和法律可以修改，但是人的基本权利不可剥夺，维护这种权利的基本制度原理不得背弃。为确保人权不受专横权力的践踏，法治之下的法律必须对政府的权力加以严格的限制，这就是说，实行法治就必须确定一个“有限的政府”。法治的主要功能在于防止、束缚专横的政治权力。任何权力都不可能完全兔于专横之虞，而不论掌权者在行使专横权力时的动机是多么高尚，只要有政府行为的地方，就有可能产生专横的决定。不仅专制独裁者的权力不例外，以民主的方式产生的多数派的权力也不例外。法治要求政府的权力严格地受到法律的限制，要求政府的行为不得违背法治所认可的价值前提。

计划经济是靠权力驱动的。市场经济却是靠资本驱动的。对资本的管制，就是对自由的管制。资本自由的程度，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健全程度。政府的作用是保护个人的经济自由，尤其是资本自由，而不是通过政治权力在资本市场“大有为”来蚕食公民的资本自由。

资本自由将通过强化私有财产权来限制政府的权力和削弱权力对政权与市场的垄断，来为法治提供动力，推动司法独立、催生宪政民主。资本自由有助于有限政府。资本自由度越高，越能缩小政府的活动和干预范围，限制政府可以动用的资源，促进公平竞争，减少政府支出，减少税收，为纳税人省钱。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宪政民主就是出现在资本相对最为自由的地方，宪政民主又反过来促进了资本自由和经济繁荣。如果没有独立于政治权力的法治，没有权力受到严格限制的有限政府，没有对民众负责的代议民主，资本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资本的自由就受到严重的限制，乃至完全被取缔。在政治权力覆盖的范围最大的地方和时代，资本的自由就是最小的，以至于无。不信你看看中国的文革时期。

资本不是权力的产物，而是市场的产物。权力靠的是强制，资本靠的是自由。资本必须挣脱权力的牢笼，才能自由地飞翔。资本自由不仅不会导致资本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反而是 21 世纪的中国自由与繁荣的基石，是中国宪政民主的一个大马力推进器。所以，现在该是给资本自由全面亮绿灯的时候了！

成为中国民主党成员的学习内容：
1：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祝正明）
2：中国民主党行动四原则（草案）（吴义龙）
3：中国民主运动战略转移探索（邓永亮(1980),陈志伟(1979),方笑凰(1978),单称峰(1976)，王金波(1972), 林辉(1972)，王有才(1966)，陈树庆(1965)，陈西 (陈友才)(1954), 吕耿松(1956)，王东海(1946)）
4：美国开国三杰――华盛顿，杰弗逊，富兰克林（刘文涛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相关资料）
5：走进美国系列：（1）历史深处的忧虑 （2）总统靠不住 （3）我有一个梦（著者：林达）

几天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即将访问欧洲之际接受有关国家记者的采访，再次表态：中国现阶段在更高层次上开展直接选举，条件还不成熟。

三年前，温先生也有过类似的说法。

本文通过对台湾解严过程（旁及苏联、东欧转型）的剖析与比较，探讨中国的诱导性制度变迁的内外机制、诱因及其可能途径，特别是研讨专权当局在关键时刻利益考量的历史功能.它探索了制度转型临界点降临的条件，并分析了政治转型过程中国际压力、国内利益集团博弈、中央与地方博弈的诱导性作用。

Inducements of China’s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Chen Kuide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ystematic changes in China, wit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rocesses that ended martial law in Taiwa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that took place in the Soviet Union & Eastern Europe). It discuss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mechanisms and inducements of, and possible approaches to, China’s transformation,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the historic function of a dictator’s evaluation of his interests at the moment of truth. It also studies the conditions necessary to arrive at the critical point of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analyzes international pressures, domestic tactics employed by interest groups, and strategies carried out by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ctive roles in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一九八九年以後，民主运动逐渐走向低潮。二零零三年，中国的大地上兴起维权运动，也为民主运动带来了生机。
维权运动是在民主运动多年经营的基础上发生的，民主运动为维权运动准备了道义资源和人才资源；民主运动又从维权运动获得助推力，维权运动则为民主运动扩大了活动空间和思维空间。
只有不民主的社会才会发生民主运动。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不民主社会，都会发生维权行动或维权运动。在民主的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了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六十年代发生了黑人民权运动，现在爆发的百万移民示威风潮也是维权运动。在不民主的中国，维权的行动更为频繁和普遍，仅二零零五年一年发生的群体性维权事件就达八万七千多起。

贵阳的民间沙龙文化活动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从上世纪70年代末，黄翔、莫建刚、李任科、张菁、方家华、廖双元等人搞“启蒙社”起，到80年代，陈西、杜和平、黄彦民、曾宁等人成立“贵阳沙龙联谊会”。以沙龙为形式的民间文化活动一直在大乌蒙高原继续展开着。我们每星期五晚上的活动是在自由组合交谈和主题研讨之间轮换。这是陈西在民主沙龙活动上，作的一次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