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人给2010中共两会的提案
论中国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互赢共进之道（3）
——兼论复兴中华文化与民族及中国民运的转型
文/ 刘浩锋

http://blog.artintern.net/blogs/articleinfo/liuhaofeng59/91193
http://xksh2006.spaces.live.com/blog/cns!2D95369E440CA6D1!539.entry

中国共产党：

国家能源委员会正式成立 温家宝任主任
2010年01月27日来源：新华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的通知
新华网北京１月２７日电（记者周英峰）中国政府网２７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的通知》说，根据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于议事协调机构设置的通知》精神，为加强能源战略决策和统筹协调，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
《通知》指出，国家能源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研究拟订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审议能源安全和能源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统筹协调国内能源开发和能源国际合作的重大事项。
《 通知》公布了国家能源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委员会主任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任副主任。委员合计２１人，分别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尤权、中央财办主任朱之鑫、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科技部部长万钢、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国家安全部部长耿惠昌、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交通运输部部长李盛霖、水利部部长陈雷、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税务总局局长肖捷、安全监管总局局长骆琳、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电监会主席王旭东、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章沁生、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能源局局长张国宝。
《通知》明确，国家能源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兼任，副主任由国家能源局局长兼任，办公室具体工作由国家能源局承担。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1/27/content_12886501.htm
“中国成立高规格能源机构强化能源管理” 2010年01月27日新华网
国家能源委员会成立 温家宝任主任。中国政府网２７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的通知》说，为加强能源战略决策和统筹协调，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这是目前中国最高规格的能源机构。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1/27/content_12887220.htm

六、建议进行《房地产法》的立法，实施房市降温的标本兼治措施

要想整治中国当前的房地产市场畸形状况，根本上是思想上谋取符合宇宙天道的政治文明的进步，发展经济思维遵循天道辩证规律抓住“上帝之绳”。但是，在当下具体的房市降温过程中，作为政府一方，应该实施一些原则性政策和采用一些过渡性措施来扭转不良格局。既要做到标本兼治，更要做到短期目标和长远战略的统一协调。

1、釜底抽薪－国民中低档房土地供给应该免费

虽然有人指称中国地方出现了土地财政。有统计表明，在2001至2003年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达到9100亿元。地方政府主要靠出让土地费用来维持政府收支和福利。如果放弃了对出让土地的受益，地方政府经费有可能难以维持。这可能是令中央政府头痛的事情。政府精简机构改革就想减轻财政人头开支，可是，我们的机构改革是失败的。官员队伍过于庞大和官员对社会的服务不成正比，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每次机构改革裁员之后，又恶性膨胀起来。这当然还是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如果中国解决了上面思想篇中提出的建立健康市场经济的前提问题，那么无论从义理性还是可行性，供应给解决民生一般中低档次住房的土地供应应该完全免费。国家应该制定出统一的量化执行标准，只对高档商品化才收取土地出让金。如果新闻和社会监督不到位，那么仍然会出现当今房地产畸形的状况。
国家的重点应该是发展广义的经济适用房，而不应以户籍人口来考虑：凡我国民，经济收入低于国民收入平均值幅度一定比例的都属于经济适用房的使用对象。在某个城市生活时间超过三年并纳税的，就可享受当地经济适用房供应。在国家经济适用房建设上，务必引入社会监督和新闻监督，乃及听证制度，各路专家学者参予探讨谋划，尤其是应该通过立法优先把房产建设机会倾斜给国内房地产中小企业，通过限价招标、公开评定制度来确定。这样能够解决房价高的问题，也能提高房屋的功用、艺术性、环保性，让参予招标的房企追求精益求精。
房地产开发商不仅应该开放高端高档次房价市场，更应该关注中低阶层国民的住房市场。两者缺一不可。
不管中国的人均国土面积多么不乐观，民生大事的住房一刻也不能迟缓。国民一生没有一处自己安想终年的住所，这是政府的失责。关键在于住房和城市规划要得当。既不要浪费，也要考虑宽敞舒适、环保、便利、交通等诸多生活工作功能。任志强这点说的好，土地的短缺是房地产投机的一个最本质的前提。这点务必釜底抽薪，彻底从根本上让房企无法做到囤地、囤房居奇，剪断因土地而发生的诸多官商勾结链条，实现善治。
为此，全国人大应该抓紧建立一部国家针对亿万国民民生的《房地产法》。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泱泱大国，最重要的民生住房问题，怎么能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提供服务和保障？要把公民的基本住房权利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化，并作为国策的重点。从牵涉住房问题的土地申报、监管、开发、交易、公房私房管理、住房建筑标准、 房地产金融、房企进入准入制度、房企退出制度、房企信用制度、房企环保制度等，还是房屋装饰装修、物业管理、 房地产产权产籍、房地产税费、房地产合同、房屋拆迁等等都应该得到集中体现。
（本文发表于2007年第6期《中国企业导刊》杂志，标题有修改。）

中国共产党：

2008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会议确定，《住房保障法》列为研究起草、条件成熟时安排审议的法律之一。2009年5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召集中央有关部委和地方的代表，启动了《住房保障法》起草工作。

民主党派提案建议保障“公民基本住房权”
民革中央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干部管理学院培训部主任王京京：“住房权和医疗权、教育权一样，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解决住房问题，关键是要解决刚性需求的问题。这其中年轻人的需求不容忽视。”
由她主笔的《关于加快制定〈住房保障法〉完善住房保障制度的建议》在百余份备选材料中脱颖而出，经过多位专家的共同完善，最终以民革中央的名义提交给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案指出，应明确“国家保障公民的基本住房权”，提高国家和社会对于公民住房权的重视。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扩大保障覆盖面。

民革中央建议修宪 添加“保障公民住房权”条款
2010年03月03日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民革中央今年特别建议加快制定《住房保障法》，从立法层面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和地位，规定保障范围和标准、保障性住房的准入与退出、保障资金的来源，以及各级政府职责分工等，实现对各级政府履行住房保障职责的最大约束力和强制力，为住房保障制度实施提供法律依据。
无独有偶，农工党中央也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在递交全国政协的一份名为《关于加快住房保障立法 完善住房制度的建议》中建议，《住房保障法》应该在法理上确立住房是准公共产品的执政理念，摒弃住房全面市场化的错误思想。在法条上要搞大保障，不要搞小保障，要保障全体城乡居民的住房权，不要只保障城镇户籍低收入家庭的住房。
http://news.sohu.com/20100303/n270535184.shtml

中国证券报 2010-03-03
http://www.cnstock.com/index/gdbb/201003/402941.htm

七、房价泡沫、社会分配极度分裂势必葬送改革事业，民族复兴伟业将一去难返

造成几乎动摇整个数学基础，被誉为数学史上第三次大危机的“罗素悖论” （Russell's paradox）的出现，至今人类还没有发现发掘出其隐藏的深刻而伟大的价值与对历史的巨大贡献。它的出现警示世人：西方长久以来，依赖形式逻辑或现代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建立的各种分析工具与经济学体系，深受支配的政治学、法学等西方现代文明的整个学术基础与文明大厦，以及得以制定的相关的政治政策与经济决策，抑或微观层面的管理与交易行为等，是直接导致西方越演越烈波及全球的周期性经济与社会治理危机的幕后推手。中国作为后进国家一味以西学为圭皋，历经改革三十年的积累，现在正处于高度发展与极度分裂构成的必将崩盘的畸形大危局。如果中国不重视不猛醒过来，以中华天道辩证逻辑构建发展“天道经济学”，及时对策挽救之，那么，改革事业必将葬送于经济与社会治理危机总爆发之时，而民族复兴伟业将一去难复返！

关于要追究中国民营企业“第一桶金”的声音，一直以来是个敏感的焦点话题。当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初具规模时，就曾有人提出。由于制度性黑暗，国家每年高增长的财富被少数人占据着，形成了经济高度发展与财富分配的极度分裂畸形格局。形成这一畸形格局的直接缘由来自中国社会权力分配由来已久的极度分裂格局。一方面国民、企业家的权力是过少的；一方面特权横行不断扩张，于是，很多企业家为寻求庇护紧紧捆绑在权力的笼罩之下。而形成极度权力分裂的根由则来自文化痹症。以根深蒂固的偏离宇宙天道的形式逻辑思维看待处理一切问题，导致了党权过大一党专制。

（参见刘浩锋著：《极度分裂的改革陷阱：中国高度发展与极度分裂的畸形危局——天道经济学的辩证思考》，“序言”和第一章“原罪，不属于民营企业！——拷问：根由是民企的原罪还是体制抑或文化思维的原罪？”本书整理2007年发表的文章，于2008年成稿交予中国当代出版社，知名责编乔平同意出版，后来书稿被怕掉乌纱帽的中国当代出版社社长掐住，爽约近一年，2009年10月由戴晴女士带入参加德国法兰克福书展）

除了上述体制和吏治状况抑制了农民创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之外，还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决策者经济发展思想未能独立成型。智囊团体的平庸，一直以学生姿态推崇西学为圭皋，而无视西方整个经济发展过程周期性越演越烈的经济危机背后展现的西方经济分析工具与西方经济学存在的一直无法得以化解的悖论困境与危机，无能深入探析隐藏在这些危机背后的根由。
由此体现了中共高层的智囊们，不是推崇西学的平庸，就是服务于既得利益集团，发出一些让世人引为笑料的低能的话语言论，产生混乱，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权威，被一些正直人士发现他们江郎才尽常常从民间思想家的论述中去断章取义的抄袭观点据为己有。所有这些在影响着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决策阶层们，也导致了职能部门无所适从。
尽管西方的经济学各种流派争先涌入中国，试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给出一剂良药，但是对市场客观规律和中国实际运行状况还欠缺深刻的思考，抛开西方经济学自身的内在危机不谈，单就忽视了西方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和土壤，一味生硬地搬来这种或那种理论放诸中国，这本身就不负责任。如果梳理一下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学理论界的状况，不难发现，我们有的经济学家，其实已经由引领改革开放的理论旗手走向了新的保守派。他们无视中国当前出现的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运行资源的配置，长久以来把底层的大众资源通过权力支配或转换成少数权势阶层的“私有财产”，将中国推向了高度发展与极度分裂的畸形格局。
让人异常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经常屡屡宣传，这是不可避免的经济上升阶段残忍的阶段。照这种逻辑，那么，西方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而来。作为转型当中的大国，各种社会危机互相交织空前恶劣的当今，国家与民族岂不危哉！
市场经济不是缔造贫富悬殊的祸首，市场经济不是一定要制造社会不公。西方的经济经过几百年的演绎，由当初血淋淋的自由竞争到垄断竞争到反垄断的多元公平竞争和共赢的合作竞争；由国内市场的残酷竞争到武力开拓市场，到建立世贸规则、全球遵循共同规则共享市场，走过的这种历程，不是一种良好的、必不可少的模式，而是，人们要有智慧来尽量减少“残忍的中间阶段”，缩短或直接走向共赢合作竞争和共享市场经济的道路。
人们习惯这样理解市场经济：就是以商品的自由流通为特征的供求关系来调节商品价格的经济运行方式。市场形成的终极原因，就是人类皆有追求自由生存与发展的天性需求。从这个角度，市场经济也可称作“需求经济”。遵循宇宙天道原理所昭示的，抓市场经济，其重点不仅是抓经济趋向平稳运行，而是在整个经济循环运行的关键部位——成果分配上，怎样来保证不断增长的经济成果，能够合理的分配，实现资本方和普通劳工阶层的共赢。作为企业层面，这是“天道经济学”的第一条规则。
分配给劳工过少，就会抑制市场需求，企业在社会这个大环境里，产品销售就会受负面影响，从劳工那里通过管理获取的不合理的利润也将从大市场疲软抵消殆尽，由此产生的负面效果更广。而过多的分配给劳工方，也只会导致资本方或者企业方的自身难以维持，乃至、最终裁员或破产，劳工也由此失去了饭碗，形成双败而不是双赢。所以，关键是如何找到一个辩证的适度波动的平衡区域，实现比较公正合理的经济成果分配。解决了这个问题，无论西方的经济还是中国的经济，就可直接避免“残忍的中间阶段”，整个经济运行也会保持快速稳定的增长。
（参见2005年隐居香山时期写就，2007年略有修正公开发表于《中国企业导刊》第五期，“推进中国社会转型与和谐的必由之路：让中小企业引领新农村经济，培育10亿农民大市场”一文中的“发展经济的第“三”种思维——天道经济学”一节。）

历观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中国经济变迁，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至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决策者经济发展思想未能成型。那些忽视了西方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和土壤，照搬进来的各种理论，总是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发展追求效益和公平的迫切需求。衮衮学界诸公既不能创新出一套结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理论出来去解释中国的经济状况，更不能给经济的发展给予有效地指导。相反，一些人把持学界话语权威，对社会分配严重不公解说是一种历史进程中合理正常的现象；对长久以来把底层的大众资源通过权力支配或卑劣的手段转换成由少数权贵阶层据为己有的私产，把这种制造社会不“和谐”的“资源的配置”方式，当作是市场经济上升时期的必有现象。对于中国当前的畸形房市，同样抱有这样违背宇宙天道的愚蠢片面的思维和说辞。

1、抓住“上帝之绳”：科学发展房地产的“天道”思维

对于中国出现的各种经济腐败的丑恶现象，乃至形成经济结构不合理等等和西方自由市场上升时期极为类似的境况，大家们一直以专家学者的风度一再给予合理的解释承认，而毫无超越的智慧。西方由当初血淋淋的自由竞争到垄断竞争到反垄断的多元公平竞争和共赢的合作竞争、由国内市场的残酷竞争到武力开拓市场、由贸易壁垒森严的世界旧经济模式到建立世贸规则全球遵循共同规则共享开放市场，走过的这种代价高昂的历程 ，并不是值得模仿的道路。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当透过西方经济发展历程，学习他们不断创新的思维去解决市场经济的各种问题，借鉴已经被世界公认的经济发展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来避免西方经济发展史上曾发生的“残忍的中间阶段”在中国上演，由此缩短或直接走向建立公平、公正、透明、效率、法治的共赢合作竞争和共享开放的市场经济道路。
为何中国的经济要重复历史上的丑陋现象，而无法逃避泥沼呢？
事实上，当人们掌握了客观宇宙天道规律并严谨的遵循去执行落实，就会发现市场经济绝不是缔造贫富悬殊的祸首，市场经济更不是一定要制造社会不公的。
透过繁芜的经济表象发现，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其重点不仅是维护经济平稳运行，而是在整个经济循环运行的关键部位——成果分配上，要做到使不断增长的经济成果能够合理的分配，实现雇佣方和受雇佣方的共赢，这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这种共赢的传导性，不仅培育了消费市场，也是政府赖以长久最有效率地获取财政增量的不二路径。
否则，如果分配给劳工过少，就会抑制市场需求。企业在社会大市场里，产品销售就会受负面影响，从受雇佣方那里获取的高昂利润也将从大市场疲软抵消殆尽，由此产生更广的负面效果。而如果过多的分配给受雇佣方，也只会导致雇佣方自身难以维持，乃至、最终裁员或破产，受雇佣方也由此失去了饭碗，形成双败而不是双赢的局面。
这就说明，要想推动经济的高速、平稳运行，关键是如何抓稳一条体现公正、公平，符合宇宙天道辩证规律，趋向动态平衡的“上帝之绳”，这实质是任凭市场万变，我自运行有序的稳定、成熟、科学的“辩证”思维。它体现在宏观经济体系运行和企业内部体系管理上，就是实现经济成果的合理分配；它体现在产业、行业体系内，就是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布局、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一个产业占据的资源过多，就会对其他产业发展进行抑制。如当前中国过剩流动性都集中在房地产业，过剩资金主要流入最发达地区的房地产行业，当然会抑制其他行业的产业结构升级。
发展中国家把握解决好这个问题，无论世界哪个国家的经济，就可直接避免“残忍的中间阶段”，整个经济运行也会在良性的快速、平稳增长中迅速走向经济的复兴。
同样，作为大国民生的中国房地产业，要想推动中国房地产业的高速、平稳运行，关键是在少数富裕群体和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的市场分割上，要始终保持一个合理波动地市场结构配置。
房地产对市场的分割上，过多倾向于少数富人购买的高价房产谋取暴利，而无视占市场至少七成以上的中低收入群体购房的需求，形成不合理的资源配置。这样一方面有很多房在空置。房地产企业有大量空房囤市居奇，富人有多处房产要么闲置等待增值，要么寻求出租盈利；一方面很多人没有住房。人们只有寻求租房，财富在再一次分配中流向了富人，等于是中低收入买不起房的人给富人缴纳银行按揭款项，一二十年后给富人买下了房子。于是，社会就出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极度分裂的危险格局，社会出现严重的阶层对立，衍生社会矛盾激化，形成对构建公正、有序的和谐社会最有力的杀手。

2、刷新政治：推动房地产科学发展的国策
如何解决这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人类一度为此争议不休。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万能，而不顾及市场经济也有各种形态，作为社会功能性的流动交往、交易状态，受制于更广范围、更上层的政治制度等社会大环境。只有在社会环境良好有序下的市场经济，才会出现市场对资源的比较合理的配置。而相反，在混乱的欠缺监管、公正、透明的法治不够的地方，市场经济就是以计划来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的另一个极端，同样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伤害。对于市场资源怎样才能实现合理的配置？目前人类运用了很多工具，但是，从宏观上解决问题最根本的前提，就是社会首先是否拥有一个廉洁、高效、公正透明的精简的政府。如果政府机构臃肿无法有效裁员，既没有科学的监管制度赖防范官员的与民争利，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满足官员的生活发展，那么这个政府必定会走向腐败。
商人和资本，拥有追逐利益最大的天性。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企图权力寻租的官员和希冀追逐最大利益的商人、资本一相遇，便衍生了市场经济的畸形；他们共同控制财富、资源的分配，通过对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达到实现暴利。这看似是一个无解。因为，我们不能要求每个官员和商人，都是圣人道德君子。可作为决策者，更应该坚信，该使用怎样有效的制度来预先防范，避免走向腐败；更要用良好的待遇和文化来引导人们的道德、法治精神。而建立一个符合宇宙天道辩证规律的现代互相制衡、法治的政府，不仅是人类目前解决此问题最好的良策，也一直以来就是国人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由此，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应该成为推动当前中国房地产业以及深圳股市狂飚走向泡沫乃至崩溃状态的祸首。
另一方面，解决房市畸形解铃还需系铃人。记者呼吁，企业家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文关怀和立场，这才是民众的福祉。虽然，我们无法要求企业家不受恶劣吏治环境下的“破窗”心态的传导。但是，企业家还是应该保持足够的理智。因为，当市场过渡畸形的时候，也就自然会遭到来自民众和决策者的唾弃。这样，企业家攫取的暴利最终可能有丧失殆尽的危险。
商人不顾公共利益，没有人文关怀，就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企业家应该关怀弱势群体的民生，以解决就业培育市场，最终和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互补共赢，实现经商济世的功效，这才是正路。当前中国的房地产业出现的高度发展与极度分裂的畸形格局，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正是房地产商群魔乱舞的局面。这种局面，最后带来的必然是房地产商和社会两方的伤痛。忠告中国的房地产商尽快醒悟回归到正路上来。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商及时刹车，转化思维，抓住资源配置中那根“上帝之绳”，放弃囤房居奇谋取暴利的思维，放弃和宏观调控唱反调的立场，那么房价肯定回缓，房市逐渐趋于健康。问题是，房企现在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房企的关联者，甚至居于幕后的官僚被某种共同利益已经栓为了一根绳上的蚱蜢。而解开这根绳子的就来自于政治体制转型的最后跨步。
于是，立即实施政治体制改革，启动新闻自由社会舆论监督机制，发展社会民主，从较少的竞争扩大到更多的竞争，突破僵硬的现有格局，应该成为更高层面解决当前房地产业畸形状况，推动中国房地产业科学发展的国策。如果从这种体制的演进过程和结果上来看，这无疑是供可能选择中的最好的。因此，也是最有利于社会和平递进的更高层面的“辩证”思维。
（参见刘浩锋著：《极度分裂的改革陷阱：中国高度发展与极度分裂的畸形危局——天道经济学的辩证思考》，本文发表于2007年第6期《中国企业导刊》杂志，“推动中国房地产业科学发展的天道思维”。）

中国共产党：

中国多位领导人公开表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
中国新闻网 2010年03月03日
在2010年的中国官方表达中，“调整收入分配”一词正以前所未有的密集度出现在各种场合。担任政府智囊的学者们指出：从深层次对收入分配进行调整是中国政府目前面对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决定“结构调整之年”成败的关键环节。
春节前后，中国多位领导人频繁在公开场合表态，强调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性。2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谈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把“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放在了首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也先后提及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今年全国两会前夕，在新华网上推出的网上调查显示，“收入分配”登上“两会最关心话题”之榜首。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指出，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均主要表现为居民劳动收入在整个要素财富分配中的比重越来越低。对于绝大多数中低收入民众来说，劳动力收入是其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甚至是多数人唯一的财富收入来源。当劳动力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低时，自然会导致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十分低下，消费支付能力小。

　　资料显示，近十几年来，居民收入占中国的国民总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政府、企业比重则不断上升。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表明，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68%降至60%，政府和企业部门分别由16%和16%升至17%和23%。
此外，再次分配中，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69%降至59%，政府与企业分别由19%和12%升至21%和20%。
央行2008年四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2007年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至57.9%。而在美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高达70%。
温家宝27日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分好，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
他说：“如果说把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看作是政府的责任，那么，把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那就是政府的良知。”
按照温家宝总理此前提出的改革国民收入分配的要点，中国政府今年将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对城乡低收入困难群众给予更多关爱，保障好他们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继续抓好扶贫工作。
专家们指出，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是关系到经济增长由过度倚赖出口向内需拉动转变的深层次问题。以2009年房地产市场为例，随着房价飞涨，有能力购房者在楼市的高歌猛进中不断积累财富，而无力支付首付的居民则离一套基本住房的购买力越来越远。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弱化权力在要素市场的支配关系，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公共决策减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几率等。”易宪容说。
他认为，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都是调整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方面，将成为“两会”上的热点议题。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建议政府明确收入分配改革目标，把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约60%提高到70%左右。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也提出，在一次分配过程中，政府不应该是主导力量，而应该给市场更大的主动权，政府应该在二次分配上下更多功夫。
他说，只有在效率优先的基础上兼顾公平，比如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推进税收改革，让农民工自由流动、和城里人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给予所有人公平的就业机会，平等享受公共资源的权利，中国才能够完成收入分配的深层次调整。(记者陈雍容　刘劼)

2010全国两会策划：国民财富再分配
积极财政政策通过财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被以减免税、财政补贴的方式馈赠给了外商、大型国有企业，变成它们的利润，以及公务员群体等特殊利益集团反常增长的福利。[详细]

郑功成:收入分配改革应该成为关键时期的关键改革
2009年，是惠及民生政策出台最多的年份，是政府公共资源投向民生最大幅度增长的年份，郑功成将这一年形容为收入分配改革的“转折年”。[详细]
专家建议设全国收入分配委员会调整财富分配
与会专家认为，推进发展方式转型，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客观上要求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详细]
http://business.sohu.com/20100303/n270539904.shtml

专家建议设全国收入分配委员会调整财富分配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10年03月03日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召开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与转变发展方式”为主题的改革形势分析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民政部、国资委、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的政府官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共五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http://business.sohu.com/20100303/n27053832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