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向民间借力 新的社会力量正在民间崛起

作者：吴思
2010年01月11日　　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　　
摘要：温和而平稳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可期的，关键在于：向民间借力。 在百年的尺度上看问题，当代与辛亥革命之前的最大差别，就是推翻了帝制，改革不再受制于皇家和贵族的永久利益；同时,农业社会也转变为工商社会，新的社会力量正在民间崛起

　　去年，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共中央强调发展党内民主。如果今年能推出落实的硬措施，中国的改革事业能有新进展，自然是顺天应人的大好事，我们翘首以盼。

　　执政党推进党内民主，动力来自哪里？一般说来，执政集团是政治经济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层次较高，利益越大。我们相信高层领导的善良意愿和改革承诺，但唯物史观要求我们重视利益格局所决定的基本态势。政治体制改革动力分布的基本态势是：民间大于党内，基层大于高层，弱势集团大于强势集团。从改革动力较弱的层面入手，稳健自有保障，动力却不能不求助于民间和基层。

　　那么，如何借助基层和民间的改革力量，稳妥而又积极地推进党内民主呢？

　　首先要拓宽基层、民间和弱势群体的表达通道。网络和各种媒体不仅可能，而且应当满载人民群众的声音。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胡锦涛主席强调，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中国媒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正是媒体管理改革的方向。近几年，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与政治有关的各种媒体，却是越来越成为体现领导意图和下达上级指令的单声道。舆论营造至此，真正想推进党内民主的领导人，恐怕也会产生孤立无援之感。当然，发表言论也要有规范，但规范必须有法，法律必须保障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新闻出版法已经酝酿多年，若能早日推出，必将有助于推进党内民主。

　　其次是放宽对民间组织的限制。一盘散沙固然不能成事，但也难以进行低成本的有效自治，难以开展建设性的对话和互动，难以抵抗腐败。一旦有事，人人都可以不负责任，容易过激，变本加厉地破坏秩序和稳定。

　　再次是扩大基层选举。村级选举已经推行十多年，乡镇和县级也该开始试点了。如果进展顺利，可以继续推进。如果进展受挫，可以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想像起来，局部基层的试点无关大局稳定，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也比较有限，应该是碎步前进的理想起点。

　　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属于历史上的新事物。无论从哪里起步，无论党内党外，高层基层，总要先议论起来，拿出新想法和新办法来。温家宝总理号召政府参事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说真话，讲实情，其实这也是改革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传媒人的要求。我们将坚持努力，为新思想和实情真话提供交流平台，在社会实践之前，做好思想上的研究、探索、争论和试验。

　　读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每个王朝都不会死于前朝致命之病。周亡于封建，秦废封建立郡县。秦亡于横征暴敛，汉轻徭薄赋。魏晋亡于门阀贵族，隋唐科举取士。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宋重文轻武，强干弱枝。不过，防范是有代价的，过度防范代价更大。北宋官军无尾大不掉之虞，但战斗力低下，北宋亡于外敌入侵。

　　根据上述规律，真正能够威胁当代稳定的， 并不是导致国民党政府倒台的异己党派及其报刊，也不是让国民党头痛的工会农会和各种民间力量。威胁当代稳定的，是防范过度造成的问题，民弱官强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内部反弹尤其是高层反弹。回顾新中国的灾难性事件，也几乎都能看到对民意表达的过度限制。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社会的各种组织和报刊没有批评大跃进，反而推波助澜。大跃进的灾难引出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直至文革的内部反弹和分裂。这段历史表明，过度防范所造成的危险同样可以致命。

　　中国人善于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卷入世界潮流之后， 总结经验还应该加上世界性眼光。俄国共产党人认为，苏共亡于三个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和意识形态垄断。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我以为三大危机尚存其二，殷鉴不远，不可不察。

　　对于党内民主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我们有理由抱乐观态度。在千年的尺度上看问题，我们与前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了新知识，知道民主法治可以打破兴衰循环。在百年的尺度上看问题，当代与辛亥革命之前的最大差别，就是推翻了帝制，改革不再受制于皇家和贵族的永久利益；同时，农业社会也转变为工商社会，新的社会力量正在民间崛起。温和而平稳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可期的，关键在于：向民间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