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住房就业是两大门槛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9月01日 转载)
来源：搜狐
从8月开始启动的重庆户籍改革从一开始就成为近期社会热点，赞美和质疑的声音都同时存在，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关系到改革的深入推进，不得不察。
在杨澜专访重庆高层赞赏户籍改革的同时，一些论者也担心，认为“在就业、城市社保、教育、医疗、城建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农民大规模进城是在制造新贫困。
将农民变为市民的大规模农转非政策，显然无法达到缩小贫富差距以及城市化的目的，其实质上还是变相剥夺农民土地。在市场发育不全、民主政治不彰、社会保障不力的情况下强行推进城市化，不仅无法靠农转非缩小城乡差距，还会导致城市化的“造贫”效应，制造出跟多城市新贫民”。
从质疑者的角度来说，归纳起来一是担心大规模的农民进城的就业问题，二是担心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问题，三是担心现有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民失去土地后可能出现城市新贫民，四是一个总体判断，认为农民大规模进城是在制造新贫困，难以达到缩小贫富差距、难以达到城市化的目的。
作为一项重大改革，赞美和质疑都是重要的推动力。抛开一些具体的细节，从更长远的维度和背景下思考重庆户籍改革，或许才能更加清晰的认识重庆户籍改革背后承载的一些东西。从过去大、中城市决策者处处为民工进城落户设限，到现在给出优厚条件吸引民工落户，推动城市化进程，对这项正在推进的政策设计，简单的肯定或者简单的否定，显然都是不妥当的。
户籍制度改革背后的农民国民待遇问题，是一个困挠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局性问题。从改革的路径看，大量民工涌向城市，会不会出现拉美化的陷阱，制造新的贫困阶层，可以说是决策层推进改革的最大考量。犹豫不决的代价——导致中国城乡统筹问题在过去30年逐渐积累，终于得了高血压，城乡差距成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差距。不少城市决策者对户口的改革也多是噱头多实质少，以至于呼吁给予农民国民待遇成了研究“三农”问题，关心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们的一个历史心结。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重庆城乡统筹实验区从三年前开始酝酿，提出了一个以农民工作为改革突破口，推动城市化的路径。尽管3年前就拿到这个改革的实验权，但是重庆户籍制度改革从一开始并没有太大的动作。
地方政府此次为何开始对户籍制度改革开始感兴趣了呢？而且有如此大的改革兴趣？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或许，要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说开来。
走笔至此，想起中国农民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真是感到激愤难书。
农村包围城市，以土地革命凝聚农民投身革命，算是农民第一次拯救国家。
改革三十年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3亿民工成为这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制造行销全球，勤劳、善良的中国农民第二次推动了民族的复兴。
而今，一场金融危机导致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外部市场发生变化，高层重新把城市化作为扩大内部市场的重要力量，农民开始告别家园，进入城市，第三次担负起推动这个国家的改革重任。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感谢那些惦记农民利益、维护农民利益的声音。回顾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有时真让人感慨，推动历史前进的草根人群，在蛋糕的切分上总是所获甚少，而资本、食利阶层，则所获甚多，非常让人无奈。
但是，这不能成为改革停滞的理由!城市化的发展注定是一个农民减少的过程。
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工业化、城市化已不可逆转。尤其是80年、90后农民工由于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的普惠政策，告别土地的想法更加强烈，早在2005，重庆新增无地农民已经超过400万，那时重庆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才仅仅过了8年。农村劳动力现在不是多了而是日益紧张，而城市化、工业化的迅猛发展，使得城市劳动力出现短缺，金融危机之后，沿海地区大约8%左右的劳动力回流内地。如果不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加速大国内部的产业转移，内地工业化明显提速，需要大批熟练的产业工人和劳动力，户籍改革恐怕不知延迟到何时。
在扩大内部市场和产业发展的双重考量中，地方政府终于有了推动户籍改革的冲动，而在政治上对农民的国民待遇有所交代，也是必须要做的工作。中国的经济转型终于开始与社会转型联动了。重庆此次破冰户改，必将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市场经济的力量终于对体制内最顽强最不公平的城乡二元结构发起冲击了。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实质性内容，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配套措施是社会保障以及城市的就业问题，住房问题。
重庆的“大规模”改革有不少是还历史积欠。根据披露的资料，重庆现有700多万农民工，400多万在沿海打工，有300多万在重庆城市里，其构成是，在重庆工作十年以上的有120万民工，加上他们的老人小孩，计180万；重庆农转非的大约有40万；另外还有70万的中专生。重庆直辖初期，户籍的城市化率是25%，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是28%，差3个百分点，2010年，重庆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从28%涨到了50%，但是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只有27%。深圳居住和租住的总人口超过 1400万，可是户籍人口还不到300万。所以，重庆这个大规模的户籍改革其实是还历史旧帐，就是把具备条件，已经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的民工和学生转过来。
城市化的加速为重庆户改和农民进城创造了条件。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重庆2009年人均GDP达到3355美元，突破3000美元，整体步入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上升期。重庆直辖时主城区规模大约200平方公里，现在是500平方公里，未来是1000平方公里的规模，高层为支持重庆，搞了一个两江新区，规划1200平方公里，这样的城市容量是相当可观的。
工业化的加速和国内产业转移增加了重庆的就业容量。一场金融危机不但改变中国发展转型，更改变内地产业生态，这是时代给予中国中西部崛起的良机。胡总给重庆西部增长极的定位后，其承接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在高油价的时代，所谓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因为分散各地的零配件物流成本大增，这直接催生了西永微电园惠谱公司等8000万笔记本项目，以及两江新区的万亿级制造业项目，加上谋划中的万亿级江南工业走廊，按50万产值增加1人就业，未来重庆制造业新增就业容量会在500万，加上衍生的服务业的几百万，重庆为户籍制度改革做的“综合配套”可谓是一个系统工程。郎咸平为此为重庆站台，对其颇为赞赏。
但是，仅有这些还不够，农民进城的问题，最大的门槛是两个，一个是就业，一个是住房。最近南周披露重庆公租房的消息，三年内修3000万平方，解决3分之1的人群住房问题，重庆农民的进城之路终于被一一铺平，剩下的是社会保障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针对农民的社会保障仍然不够，这是需要大幅改善的。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正是由于中国社保支出过低，导致居民不敢消费，发达国家社保占GDP已经是很大一个比例了，所以这是需要一个逐渐改善强化的过程，是整个国家需要大幅提高社会保障，为农民买单的问题，而不是让农民不进这个盘子。
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市场的分割不但是高房价的重要因素，也让城乡统筹改革很难深入下去。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农村土地政策从20年承包，延长到30年，现在几乎是永远了，政府试图通过延长承包期的制度设计实现农民对土地的流转，实现长治久安，但是又通过耕地红线政策，让农地难以实现从资源到资本的转变。重庆采取地票交易形式试图打通城乡土地市场分割的现状，也算是在现有体制下的一种突破。
经过30年改革，金融危机催生的中国经济转型已经波及社会转型，如果2亿多农民工还排除在城市的体制之外，长期固化的结果必然是血压更高，而失去改革的良机。
改革的风险依然存在，而且风险不小，所以也希望重庆方面在农民推出土地的制度设计上给予更多优惠，在经济上行时期，一切都不会是问题。但是在经济波动期，就业问题必须是一个要充分考虑的问题。2009年初，重庆近 100万民工返乡，全国2000万民工返乡，正是依靠现有土地政策的弹性，实现了社会稳定。
所以，对于户籍制度改革，不是不要改革，而是必须大力推进改革，并在改革中如何保护好农民的利益和社会安定。